儒家关系主义与华人企业的组织文化(1)

文/黄光国一、绪论本文章的目的是对儒家关系主义作一个简短的描述，并讨论它对了解华人私有或公营企业中之组织文化的影响。儒家关系主义的概念是由本人提出的。为了说明华人社会心理的特质，我采用了一个两个阶段的策略，试图建构一种带有华人文化传统的普世性的心理学。首先，建构了“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并假设它具有普世性，能够适应不同的文化（Hwang,1987）。接着，以此一模型作为基础，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儒家思想的内在结构（Hwang,1995,2001）。这种研究取向的主要目的是在一种普世心智的背景下说明华人所独有的心态。因此，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将包含六节。在前两节里，我们会说明如何建构“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并分析儒家思想的内在结构。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以儒家关系主义的理论模型，来说明华人社会中的组织文化，因而在第五节中将提出一个分类系统，来说明华人社会里的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第六节中将用一个概念架构来说明由华人关系主义塑造出的不同类型的企业文化，如何共存于华人的大型家族企业之中。二、“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旨在说明两人间的社会互动（见图一）。该模型将互动的双方界定为“请托者”及“资源支配者”。当请托者请求资源支配者将他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请托者的分配时，资源支配者心中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关系判断”，他要思考的问题是：“他和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理论模型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用一个长方形的方块表示出来（见图一），长方形中的斜线部分称为“情感性成分”，代表资源支配者和双方进行社会互动时，考量对方利益的倾向；全部的空白部分称为“工具性成分”代表资源支配者与他人互动的目的均是以他人作为工具，牟取自身的利益。然后再依照“情感性成分”的多寡，将人际关系分为三大类：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假设，个人会以需求法则、人情法则和公平法则和这三种不同的人交往。当个人与这三种不同关系的他人交往时，他都会考量自己必须付出的“代价”，对方可能作的“回报”，并计算交易的“后果”。由于他预期：将来他会和属于情感性关系或混合性关系的其他人进行长时期的交往，因此，在面临对方交易的要求时，他必须将彼此之间的感情成分考虑在内，因而很容易陷入“亲情困境”或“人情困境”之中。相反的，当他和属于工具性关系的其他人互动时，他比较可能从事“精打细算”的理性行动，从而做出客观的决策。在图一，前两种关系之间以实线隔开，后两种关系间以虚线隔开。实线表示：在情感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之间，存在一道不易突破的“心理界线”，属于混合性关系的其他人很不容易突破这道界线，转变为情感性关系；虚线表示：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之间的心理界线并不明显，经过拉关系或加强关系等“角色套系”的动作之后，属于工具性关系的其他人也可能加强彼此间的情感性成分，而变成混合性关系。用符号互动论的概念来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陌生人或属于工具性关系的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互动之后，可能转变成为混合性关系，而原本属于混合性关系的双方，也可能“反目成仇”，演变成“竞争关系”或“交战关系”。甚至原本属于情感性关系的夫妇，也可能感情破裂，走上离婚之途，从此“视同陌路”。这些变化，都可以看做关系的“滋生性质”。三、儒家的庶人伦理以此一模型作为基础，分析儒家思想的内在结构（Hwang,1995,2001），我认为，儒家将人际关系的伦理安排分成两大类：庶人伦理和士之伦理。前者是包括“士”在内的所有人都应当遵循的。儒家经典中最能够反映儒家“庶人伦理”之特色者，是《中庸》第二十章上所说的一段话：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之所由生也。这一段话说明，儒家主张个人和其他任何人交往时，都应当从“亲疏”和“尊卑”两个社会认知向度（socialcognitivedimensions）来衡量彼此之间的角色关系：前者是指彼此关系的亲疏远近，后者是指双方地位的尊卑上下。做完评定之后，“亲其所当亲”，是“仁”；“尊其所当尊”，是“义”；依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所做出的差序性反应，则是“礼”。图二儒家庶人伦理中“仁—义—礼”伦理体系儒家的“庶人伦理”还可以用西方的“正义理论”来加以解释。后者将人类社会中的“正义”分为两大类：“程序正义”是指群体中的成员认为应当用何种程序来决定分配资源的方式；“分配正义”则是指群体中的成员认为应当用何种方式分配资源（Leventhal,1976;1980）。依照儒家的观点，在人际互动的场合，应当先根据“尊尊”的原则，解决程序正义的问题，决定谁是资源支配者，有权选择资源分配或交易的方式；然后再由他根据“亲亲”的原则，决定资源分配或交易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