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字数(转)大明基本史料
凑字数(转)大明基本史料
大明皇朝
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朱元璋。年号洪武(1368年－1398年)孝陵
惠宗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朱允炆。年号建文(1399年－1402年)无陵
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朱棣。年号永乐(1403年－1424年)长陵
仁宗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朱高炽。年号洪熙(1425年)献陵
宣宗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朱瞻基。年号宣德(1426年－1435年)景陵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朱祁镇。年号正统(1436年－1449年)天顺(1457年－1464年)裕陵
代宗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朱祁钰。年号景泰(1450年－1457年)景泰陵
宪宗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朱见深。年号成化(1465年－1487年)茂陵
孝宗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朱佑樘。年号弘治(1488年－1505年)泰陵
武宗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年号正德(1506年－1521年)康陵
世宗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朱厚熜。年号嘉靖(1522年－1566年)永陵
穆宗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朱载垕。年号隆庆(1567年－1572年)昭陵
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朱翊钧。年号万历(1573年－1620年)定陵
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朱常洛。年号泰昌(1620年)庆陵
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朱由校。年号天启(1621年－1627年)德陵
思宗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朱由检。年号崇祯(1628年－1644年)思陵
安宗处天承道诚敬英哲缵文备武宣仁度孝简皇帝朱由崧。年号弘光(1644年－1645年)无陵
绍宗配天至道弘毅肃穆思文烈武敏仁广孝襄皇帝朱聿键。年号隆武(1645年－1646年)隆武陵
昭宗应天推道敏毅恭检经文纬武礼仁克孝匡皇帝朱由榔。年号永历(1646年－1662年)永历陵
注：太祖孝陵位于南京紫金山南麓，惠宗与安宗葬处不明，景泰陵位于北京海淀区玉泉山北麓，隆武陵位于福州罗汉岭，永历陵位于贵州都匀高塘山，其余十三位皇帝陵墓位于北京昌平县天寿山明十三陵。
西吴时期
元朝末年，政治**，蒙古族统治者争权夺利，百姓怨声载道，汉族人民受到空前压迫。国库也日渐空虚。为了弥补财政亏空，蒙元政府除了加重赋税以外，还发行新钞“至正宝钞”并大量印制，致使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民不聊生。1351年，朝廷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黄河两岸农民本已饱受灾荒之苦，在治河工地上又横遭监工的鞭打，被苛扣口粮，非常愤怒。于是，“治河”和“变钞”就成为民变的导火线，导致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1351年5月，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响应，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贫苦农民出身的濠州人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得到郭子兴的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马氏为妻。之后，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1355年，刘福通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以濠州为都城。郭子兴病故后朱元璋统率郭部，任小明王韩林儿的左副元帅。龙凤二年（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此时的朱元璋“地狭粮少”、“孤军独守”，远不及其他起义军势力，处境十分艰难。朱元璋采纳了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经过几年努力，朱元璋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壮大。龙凤六年（1360年），通过鄱阳湖水战，陈友谅势力遭到巨大打击。次年，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龙凤九年（1363年），陈友谅势力被完全消灭。龙凤十年（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史称西吴王，与位于平江（今江苏苏州）的东吴王张士诚相区别。龙凤十二年（1366年）小明王沉于江中溺死，朱元璋将明年改为吴元年。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攻下平江，张士诚自尽，之后朱元璋又消灭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之后趁蒙元内斗之际进行北伐和西征，同年攻占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逃。之后朱元璋继续消灭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势力和据守云南的元朝梁王。又深入沙漠，进攻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明朝时期
洪武时期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惩治贪污的官吏，收到一定的效果。朱元璋确立了里甲制，配合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但是朱元璋性格多疑，也对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图谋不轨。而有的功臣也越过礼法，为非作歹。朱元璋藉此两兴大狱，即“胡蓝党狱”，几乎将功臣全部诛杀。
廖永忠是最先被杀害的功臣。朱元璋杀其的原因名为超越礼制，真正原因据说其当年是朱元璋谋杀小明王韩林儿的执行者（有一说法小明王死于意外，事实如何已不可考）。此后，他又找借口杀了丞相胡惟庸，前后十年共屠杀三万余人，并且废除了丞相制度，由皇帝大权独揽。之后朱元璋又借大将军蓝玉张狂跋扈之名对其诛杀，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余人。加上空印、郭桓两案，开国功臣除了汤和外几乎全部被杀。另外朱元璋又建立锦衣卫，使全国笼罩在特务恐怖之下。朱元璋通过打击功臣、特务监视和文字狱等一系列方式加强皇权，打击贵族阶层,造成了明初期思想控制的强化,为明中期以后新兴思潮与旧势力的斗争埋下伏笔。
靖难之役与永乐时期
朱元璋分封诸子为藩王，以加强边防、保卫皇位。藩王之中，北方藩王势力较强，主要是对蒙古的边防任务。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晋王势力最大。对皇权构成极大威胁。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宗，年号建文。建文帝立刻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岷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削除燕王。结果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靖难之役，最终占领了南京，建文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朱棣胜利，靖难之役告终。朱棣称帝，他就是明成祖，明成祖革除建文年号，改年号永乐。
成祖即位之后，武功昌盛，先是出击安南。后又亲自五入漠北攻打蒙古以绝后患。在文治上，成祖下令编写《永乐大典》。在三年时间内即完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未有任何删节。永乐三年始，朱棣派郑和下西洋，规模空前，扩大了明朝的影响力。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下诏将北平改名北京，称行在，并设立北京国子监等衙门。永乐五年（1407年），他下诏在北京修建宫殿。永乐七年（1409年），成祖巡幸北京，在北京设立六部与都察院，并在北京为逝世的徐皇后设立陵寝，已经显示迁都的迹象。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北京初步得到了繁荣。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
但是成祖同样对异议者大肆杀戮，诸如黄子澄、齐泰等建文旧臣等都被杀。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和景清的“瓜蔓抄”最为惨烈。另外他还设置了另外一个特务组织——东厂。明代厂卫制度确立。
仁宣之治
明成祖死后，太子朱高炽即位，他就是明仁宗。明仁宗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积蓄民力。他还鼓励生产，宽行省狱。之后的明宣宗继续实行以仁政治国的方针，使国力进一步强大，史称“仁宣之治”。然而在这一时期打破了太祖留下的太监不得干政的规矩，一些太监开始干政，为明中期的宦官专权埋下隐患。
土木堡之变与英宗复辟
宣德十年（1435年），9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在张太皇太后及元老重臣杨士奇、杨溥、杨荣（三杨）的辅佐下，明朝继续沿着仁宣时期的路线稳步前进。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死，三杨也退出政治舞台，于是英宗宠信的宦官王振更加专横跋扈，开始专权。举朝称其为“翁父”。王振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其受贿程度可想而知。
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经常在明朝边境一带生事。瓦剌首领也先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南下攻明。王振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亲征。大军离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时，被瓦剌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随从王公大臣或死难或被俘。而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也被护卫将军樊忠打死，此即为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的消息来到京师后，朝中混乱。一些大臣要求迁都南京，被兵部侍郎于谦驳斥。继而大臣拥戴英宗弟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改元景泰。同时于谦积极备战。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安置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瓦剌军队的进攻未果，大败逃走。也先见继续绑架英宗已无意义，乃于次年八月释放英宗。但代宗先是不愿遣使迎驾，又把英宗放在南宫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英宗之子，后来的宪宗），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之后，朱见济病死，代宗也迟迟不恢复朱见深为太子。景泰八年正月，代宗病危。十六日，副都御史徐有贞率军夜入南宫，拥戴英宗夺门（东华门）复位，改元天顺。又杀害于谦及大学士王文，诬陷其欲立襄王之子为帝。此为夺门之变，又号“南宫复辟”。
宪宗时期
英宗复辟八年而死，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初年为于谦冤昭雪，恢复代宗帝号。又能体谅民情，励精图治，俨然为一代明君。琉球、哈密、暹罗、土鲁番、撒马儿罕等国纷纷入贡。但好景不长，宪宗好方术，终日沉溺于后宫，与比他大17岁的万贵妃享乐，并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他们肆意挥霍国库，导致国政大乱。而朝廷中佞臣当道，政局昏暗。宪宗还设置皇庄，开明代土地兼并之先河。另外，宪宗还开始了皇帝直接颁诏令封官的制度，是为传奉官。结果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直到孝宗时期这些官员才全被裁撤。宦官汪直受到宪宗的宠信，张狂跋扈，设置特务组织西厂大肆冤杀普通民众与官员。民愤四起，但汪直依然握有大权。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才因言官弹劾而被贬。总之，成化朝的政治依然**。
弘治中兴
宪宗死后，明孝宗朱祐樘即位。由于孝宗自幼生于微寒，所以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孝宗的励精图治，被称为弘治中兴。虽末年宠信宦官李广，但是立刻改过自新，历代史学家对他评价极高。孝宗在位期间，先是将宪宗期间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逮捕治罪。并选贤举能，将能臣委以重任。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特务部门也只能谨慎行事，用刑宽松。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并饯行一夫一妻制，一生除了张皇后外没有任何妃嫔。在他的治理下，弘治一朝成为明朝中期以来的最好形势，期间政治清明，百姓富裕。《明史》也称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
武宗乱政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死。十五岁的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改元正德。武宗本性贪图享乐，整日与内臣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等八位过去的东宫宦官相互勾结，是为“八虎”。八虎想尽办法奉迎阿上，导引皇帝逸乐，残害忠良，导致朝政再次**。八虎之中的刘瑾独揽大权，但是刘瑾的专权也引发了朝中大臣一其它“七虎”的不满。最终刘瑾被判凌迟3357刀处死。但是，武宗依然不思朝政，又开始信用佞臣江彬。
武宗的荒游逸乐导致正德年间土地兼并激烈，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因此变乱频生，先后发生宁夏安化王朱寘鐇谋反、直隶刘六、刘七起义、江西宁王朱宸濠谋反等重大事件。正德十五年，武宗在征讨朱宸濠班师回京途中，于南直隶清江浦（江苏淮安）泛舟取乐时落水染病。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武宗去世。
嘉靖隆庆二朝
武宗无子嗣无兄弟。死后由孝宗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即位，是为明世宗。世宗一即位，罢黜各地镇守太监，整顿税收，节俭财政，似乎要有所作为。但是大礼议事件严重损害了朝政：世宗要求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但内阁首辅杨延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坚持以为不可。但是也有一些大臣纷纷迎合帝意。世宗在这些人的助长下蔑视礼法，不仅尊其父母为皇帝和皇太后，又为父亲在太庙旁专立一庙祭祀，成为献皇帝庙。又称父亲为睿宗，在武宗之上，还为父亲修皇帝实录。大礼仪引起轩然大波，朝臣中反对者均受打击，或被罢官，或被入狱。受杖者一百八十余人，杖死者十七人。同时，世宗奉道教，信用方士，滥用公帑，挥霍无度，并在宫中日夜祈祷。先是将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邵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壬寅宫变”后世宗即不视朝。此时宠臣严嵩专政20余年，朝政**黑暗到极点。
世宗去世后，唯一存活的皇子朱载垕即位，是为明穆宗，改元隆庆。穆宗本人无能，但他任用能臣如高拱、徐阶、张居正等，内政形势总体较佳。也为万历初年的中兴奠定基础。
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面鞑靼部趁明朝衰弱而占据河套。嘉靖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犯，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之后西去，明军在追击中大败，此为庚戌之变。穆宗时，明朝与蒙古通好，俺答被封为顺义王。在南部海疆，倭寇横行，人民生活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后为戚继光、胡宗宪、俞大猷剿灭。
张居正变法
隆庆六年，明穆宗突然中风驾崩，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改元万历。由于神宗年幼，于是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由于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相反张居正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
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洪武年间，全国耕种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卅二顷。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降低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而万历九年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后达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张居正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
张居正变法后，万历初年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张居正逝世之后，中兴之象消失。刚刚有点起色明王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万历
张居正死后初期，神宗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但不久就开始怠政。万历十四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万历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的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自万历十六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神宗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还进行选美。神宗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在他廿一岁时就开始筹建陵园。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称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结果被贬为民。神宗还派矿监和税监搜刮民间财产，导致多处民变发生。由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因此明史言：“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神宗在位期间另外两项严重败坏朝纲的事件是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东林党源于顾宪成组办的东林书院。东林党一词则起源于万历三十八年的一次人事变动事件。起因是内阁缺人，顾宪成极力主张颇有政绩的淮扬巡抚李三才入阁，结果被反对李三才入阁的势力摸黑漫骂，东林党因此而起。东林党兴起后，朝中其它各党便集中火力攻击东林党。阉党专权后，东林党更受到严重打击。直到崇祯初年东林党才重新被启用。
另外一项政争是国本之争。主要是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与郑贵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
不过万历朝的亮点则是包括援助朝鲜王朝抵抗日本侵略的壬辰倭乱、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贵州杨应龙之乱的的万历三大征都取得了胜利。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讨明朝。次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女真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明末三大案
“明末三大案”指明朝末期宫廷中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总称。这三起事件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却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故有“三大案”之称。
党争
熹宗由于幼年丧母，对乳母客氏有特殊感情，客氏也不知自己，与宦官魏忠贤狼狈为奸。魏忠贤因为在一次赌博中输钱而自宫，改名为李进忠，入宫为宦官。后皇帝赐他恢复原姓，并恢复旧名忠贤。魏忠贤善于逢迎拍马，加上与客氏互相勾结，一路快速升迁，还成为秉笔太监。
熹宗即位早期大量启用东林党人，结果导致东林党与其它党斗争不断，熹宗因此对朝政失去耐心，魏忠贤借此机会干预政治，将反对东林党的势力集结，号为阉党。天启四年后，阉党控制了内阁。自此之后魏忠贤更加张狂，其爪牙遍布中央与地方。在其权势最盛时，其养子竟能代替皇帝祭太庙。全国遍布他的生祠，并号为九千岁。更有国子监生提出魏忠贤配孔子，魏忠贤父配启圣公。魏忠贤并大肆打击东林党，大量东林党人入狱，甚至处死。由于阉党水准低下，政理不修。国家内部饥荒频传，民变不断，外患持续，明朝已经陷入风雨飘摇之境地。
内忧外患
天启六年，熹宗在西苑游玩时不慎落水，一年后死去。接替熹宗的是信王朱由检，是为思宗，年号崇祯。他即位后，锐意改革朝政。他首先下令停建生祠，又逼客氏移居宫外。时机成熟后，崇祯帝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守陵。魏忠贤在前去过程中得知被崇祯帝已派锦衣卫来逮捕他，便与党羽李朝钦一起自缢。崇祯帝将其首级悬于河间老家。同时将客氏押到浣衣局处死。阉党其它分子也被贬黜或处死。阉党专权虽然结束，但其后朝中又党争不断，崇祯帝对朝政又开始失望。并加强集权，控制百官，信用宦官。
1629年（崇祯二年）10月，皇太极由蒙古人做向导亲率大军，通过喜峰口，从龙井关突破长城，攻陷遵化、滦州、永平、迁安四座城池。直逼北京，明王朝岌岌可危。袁崇焕闻讯本应将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但他只是率兵跟蹑，赶到河西务时，又不顾将领反对，率部前往北京。袁崇焕如此之举，引起戚畹中贵的极度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园亭庄舍被敌骑蹂躏殆尽。同年12月，崇祯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紧急诏令天下兵马进京勤王。
1630年（崇祯三年），帝以“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罪名将袁处死。同年，后金大军直抵北京城外，明廷大震，但勤王各镇兵马却自保不前，无人敢带头出战。见此状况，重庆女总兵秦良玉挺身而出，率领“白杆兵”主动向八旗军发起进攻。在北京永定门外，皇太极派出最精锐的多尔衮铁骑军迎战秦良玉部。这一仗，秦良玉率白杆兵在孙承宗等老将的配合下战胜铁蹄骑兵。之后，秦良玉又趁风雪之夜成功偷袭皇太极大本营。迫使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不得不连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无功而返，退出关外。
1640年清军攻打锦州，崇祯帝派洪承畴带八路总兵率十三万大军出关援锦州，在松山大战清军，是为“松锦大战”。结果明军败，洪承畴投降。关外辽东地区至此基本全数沦陷。
1636年，李自成接替高迎祥成为新闯王。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1643年十月年李自成攻破潼关，十一月占领西安。另一支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主要在南方发展，先是控制了湖广地区，之后又改进攻四川，是为大西政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崇祯十七年三月，农民军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十八日，农民军攻克北京外城。次日凌晨，崇祯帝在北京煤山自缢，明朝在全国统治宣告结束。
南明时期
弘光政权
1644年四月廿一日，李自成亲率部队与吴三桂在山海关外的一片石大战，但由于清军参战，李自成大败。四月廿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即皇帝位，深夜便焚烧宫殿与九门城楼，向西撤退。之后，农民军接连内讧，战斗力大损，与清军交战时也连连失败。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进京。为安抚汉人笼络民心，多尔衮下令礼葬崇祯，臣民服丧三日。八日，顺治进北京。北京开始成为清朝的都城。而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在南京明朝设有形式上的基本的政府机关。1644年五月初三日，崇祯皇帝的堂兄弟福王朱由崧被推为监国。十二天后，朱由崧即皇帝位，是为安宗，以次年为弘光元年。弘光政府内斗不断，内部由阉党余孽专权，实行“联虏平寇”的错误国策，弘光帝也不理政事沉湎在酒色。清军一路南下，攻克中原，很快就到了史可法镇守的扬州城，史可法死守七日七夜，城破，史可法被杀，清军随后在扬州进行整整十日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死难者达80万。之后，清军渡江，攻破南京。弘光皇帝被俘，押解到北京，次年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清军占南京后，又接连攻克苏州、杭州、松江、常州等江南大部，下令剃发，引发了汉族群众的强烈反抗，先后发生了“嘉定三屠”和“江阴八十一日”等抗清事件，但都被清军绞杀。
隆武政权
弘光政府覆灭后，鲁王朱以海即位监国于绍兴，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是为绍宗，年号隆武。隆武帝是南明时期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励精图治，关心百姓疾苦，一洗前人弊端，基本国策改以“御虏”为主，但被拥立其继位的郑氏集团架空，处处受制于郑芝龙。1646年二月（隆武二年二月），清军开始征伐福建与浙江。六月，鲁王兵败，漂泊海上。八月，隆武帝与清朝追兵搏斗时被乱箭射杀于汀州城衙的大堂上（一说被俘杀），十一月，郑芝龙降清，隆武政府亡。
永历政权
隆武政府灭亡之后，隆武帝之弟朱聿鐭称帝于广州，年号绍武，仅40天即被清军俘虏绝食而死；与之同时，桂王朱由榔称帝于广东肇庆，是为昭宗，改元永历。永历政权与已经被击溃的张献忠李自成残部联合抗清，一度收复湖南全境；郑成功则坚持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抗清活动，奉永历为正朔，一度攻克过漳泉二府。但永历三年后，清军大兵压境，湖南再度沦陷。永历四年，清军攻克广州与桂林。永历帝被迫退守南宁。永历五年，孙可望迎永历帝入贵州安隆所，并进攻四川，一度收复了四川大部。李定国也进攻广西，攻克桂林，直捣长沙，还进军广东收复了两广失地。但是，李定国、孙可望两名将领内部不和。永历九年，郑成功退守厦门金门两地。永历十一年，孙可望勾结清兵大规模进攻云南；此时郑成功被永历帝封为延平郡王，同时郑成功带领水军向舟山群岛进发。永历十三年，清军三路入滇，永历帝逃往缅甸；此时郑成功进入长江，攻占下瓜洲、镇江、江浦等地，直抵南京城下，将南京团团围住，结果中清军缓兵之计被清军击败，不得不回到闽南大本营。清顺治帝趁机派达素集中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兵力攻打金厦郑成功的军队。1661年（永历十五年）2月郑成功炮毙清顺治帝于厦门思明港，清军败退；此时清军入缅，逼迫缅甸政府交出永历帝。1661年3月郑成功派儿子郑经留守金厦，自己攻打被荷兰占领的台湾，经过九个月的苦战于次年二月复台。1662年（永历十六年），永历帝被降清明将吴三桂绞杀于云南昆明，南明灭亡。同年，李定国病死于猛腊，郑成功病逝于台湾。
明郑时期
永历帝被害后，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活动就只有夔东十三家抗清与郑成功在台澎金厦抗清了。李自成余部在湖南抗清失败后，转移到川、鄂山区进行活动，在夔州府以东地区继续抗清，史称夔东十三家。1662年清军开始对其进行绞杀，1664年，夔东十三家军抗满失败，首领李来亨全家**。1662年6月郑成功病逝后，郑经从厦门来到台湾接手经营，并仍旧沿用永历年号。1663年清朝与荷兰联手进攻金门与厦门，金厦两岛陷，郑经便撤退台湾，在陈永华的辅政下，抚土民、通商贩、兴学校、进人才、定制度，境内大治。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郑经接受靖南王耿精忠请援，率军东渡福建。郑经先调遣兵万人、船百余艘先行，至厦门，耿军派人往接，军容未如早年壮盛，甚轻视之，耿精忠甚悔。郑经收回厦门后，并收漳州、泉州与潮州三府，进而攻下广东惠州。郑经亲自率兵西征，并请耿精忠如约拨船及地方安插兵士。耿精忠不答，双方开始交恶。后来，广东平南王尚可喜、福建靖南王耿精忠相继为清军所平定，云南平西王吴三桂亦败亡，郑经势力败退仅能守住厦门，1680年满清将万正色遣人游说郑军水师副总督朱天贵（原为耿精忠部将）率舰300艘，将士2万余人降清，郑经放弃厦门并班师回台，之后沉迷于酒色。1681年郑经病殁，遗命郑克臧嗣位，冯锡范毒害郑克臧，拥立其婿郑克塽，独揽大权。清康熙帝趁郑氏政权内部爆发内讧，以降清明将施琅为水师提督着手征讨台湾。1683年（永历三十七年），施琅大败刘国轩攻克澎湖，给台湾造成极大的军事压力，结果郑克塽剃发降清，明朝最后一股抗清势力覆灭。
明朝疆域
明朝疆域在嘉靖以前大体上是“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1000万平方公里.南海的“千里长沙,万里石溏”尽入版图。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贡,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縻者,不在此数。呜呼盛矣!（《明史•地理志》）
明朝初年，多次对蒙古用兵，并在与蒙古边境一带设置四十余个卫所防卫，包括东胜卫、云川卫、官山卫、全宁卫、老哈河卫等，这些都是明朝的边防重地。其走向大致为阴山－大青山南麓－西拉木伦河一线。15世纪后，由于天气转寒，农耕不济，加上边塞军队被燕王抽调参与靖难之战。因此边境略有南移。在永乐期间，明成祖多次北伐，边境形势一度改观。但在明朝中期以后，随着蒙古的再次强大，明边再次南迁。并修建长城（当时名为边墙）以防御蒙古，在长城沿线设置九边（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太原、固原）重镇加强防御。长城也成为明朝中后期的北边，同时也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
朱元璋设置辽东都司以经营辽东以及东北。并多次进军黑龙江流域，招抚女真部落，明朝势力一度达到黑龙江口与库页岛。1409年设置奴儿干都司，明朝军队全部退守辽东，此后到明朝灭亡，甚至连松花江流域也未到过，将东北防务交与隶属明朝的东北少数部族。奴儿干都司共辖130多个卫所，1434年废弃之。正统年间后，蒙古兀良哈与建州女真部南迁，不断侵犯辽东都司。1469年（成化五年），明政府修建辽东边墙。16世纪末开始，建州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开始崛起，统一女真部，明朝设置的卫所遂渐消亡。1616年奴尔哈赤称帝，建国后金。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军队破辽东边墙，占领辽东都司大部土地。洪武时期，明朝西北疆界达到今新疆东部哈密地区，并设置一系列卫所。15世纪后，西北吐鲁番与青海蒙古部日益强大。1472年，哈密卫城一度被吐鲁番攻破，卫内迁，后复，1514年再度被并。15世纪后半期后，西北诸卫全部丧失，明朝退守嘉峪关。
1381年明朝才将西南地区完全划入疆域。并设置一系列土司、宣尉司管辖之，边界达到缅甸中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一线。但后期这些地区多被周遍国家所并。1406年明军进攻安南，南限达到日南州一带。次年设置安南布政使司，下设十五府、卅六州、两百余县。后因当地人民反抗激烈，明朝政府于1427年放弃，安南恢复黎氏王朝。1624年荷兰殖民者进入台湾南部，筑热兰遮城。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进入台湾北部。1642年荷兰赶走西班牙，占领台湾大部。1661年郑成功进攻台湾，次年驱走荷兰人，开始统治台湾。1553年葡萄牙获得在澳门停泊船只权，1557年取得居留权。但明政府对葡萄牙人进行行政管理，依然拥有澳门的主权。
明朝行政区划
明初曾沿袭元朝的行省制，但后来深感不便，于是进行改革。1376年（洪武九年）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省”。1370年于各省设置一都卫，1375年改为都指挥使司。1428年弃安南后，明朝在全国设置两京十三使司，包括京师（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以上为北五省）、南京（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上为中五省）、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以上为南五省）。明代一共设置16都司、5行都司、2留守司。其中十三个是与布政使司同名的的都司，其它三个是万全都司、大宁都司和辽东都司。五行都司是陕西（治甘州卫，今张掖）、四川（治建昌卫，今西昌）、湖广（治郧阳卫，今湖北郧县）、福建（治建宁府，今建瓯市）、山西（治大同府）。两留守司是洪武年间设置的中都留守司（今凤阳）和嘉靖年间置于承天府（今湖北钟祥）的兴都留守司。此外，在政教合一的青海、西藏地区设置有乌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实际控制为当地宗教首领八**王分辖各政教中心的寺院，还有各诸侯家属封地），另有置于今甘肃、青海交界地区的哈密、曲先等卫，以上均属羁縻性质，与内地的都司、行都司性质不同。
明朝实行一省分置都、布、按三司的制度，原为防止地方权力集中。宣德后开始派部（六部）、院（都察院）大臣以总督和巡抚的名义督抚地方行政。景泰朝之后成为各省常制。总督主要署理军务，分短期与长期两种。巡抚主理民政，每省皆有，有的一巡抚辖两布政使地，如正统年间和山西河南巡抚。有的一省一巡抚。有的一省几巡抚。如北直隶有顺天巡抚（驻遵化）、保定巡抚（驻真定，今河北正定）、宣府巡抚（驻宣府镇，今河北宣化，一度兼领山西大同府）三巡抚；南直隶有两巡抚：应天巡抚（驻苏州府，今江苏苏州）、凤阳巡抚（驻淮安府，今江苏淮安楚州）。有的在几省交界处设置一巡抚，如南赣韶汀巡抚就越江西、广东、福建三省。
明代的行政区划设置大体符合山川形便之处，但仍有一些不合理之处。如南直隶就地跨淮北、淮南、江南三个地区。而嘉兴、湖州、杭州三个太湖流域的府却被划入浙江省，与同为太湖流域的苏州府分离。而河南省也占据了局部的黄河以北土地。贵州省呈现中间窄两边宽的蝴蝶状。根据《明史•地理志》记载，终明一朝有府140，州193，县1138。而根据《明史•兵志二》记载，明有卫493，所359。此外，明还设置了介于省和府、县之间的道。道分为分守道和分巡道两种。明代并改元的路为府，以税粮多寡为划分标准。粮廿万石以上为上府。廿万以下十万以上为中府，十万以下为下府。
政治制度
由于朱元璋雄猜好杀，洪武十三年，以宰相胡惟庸谋反伏诛，于是废去宰相一职，并规定子孙不得复立。秦、汉以降实行一千六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废除，相权与君权合而为一，明朝早期皇帝大权独揽，在世界政治史上只有路易十四时期的"朕即国家"可以类比。但由于国家事务繁多，皇帝无法处理，洪武十五年九月罢四辅官，仿宋殿阁制设内阁。其后的满清政权也大多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内阁只为皇帝的顾问，相当于今日总统府秘书长的职务，奏章的批答为皇帝的专责。内阁大学士一职多以硕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担任，只照皇帝的意旨写出，称“传旨当笔”。权力及地位尚不如过去的宰相。宣宗时期，由于杨溥、杨士奇、杨荣等三杨入阁，宣宗批准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称为“票拟”制度，又授予宦官机构司礼监“批朱”。票拟之法补救可君主不愿面见阁臣之弊，但内阁大臣与皇帝沟通，全赖司礼监（宦官）。由是开启明朝宦官专政之大门。为了加强对全国臣民的监视，明太祖还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明成祖又设立东厂，明宪宗再设西厂，合称“厂卫”，由宦官统领，终明朝一代,宦官和内阁的斗争都未停止。
明朝是真正完全控制朝政皇帝的只有洪武永乐和崇祯三代，但是尽管如此，有明一朝却能有276年的国祚，与秦、隋两朝二世而亡，不可同日而语。其关键点就在于内阁优良的缓冲机制，正统以后的明朝,呈现出君主**则衰落，内阁掌权则复兴的特点。
主要机构六部
明朝在中央设置吏、户、礼、工、刑、兵六部，与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加尚书侍郎各一。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丞相之职，取消中书省。六部因此地位得到了提高。每部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原有的各科尚书降为郎中。各部尚书和侍郎的官阶也上升。其中以吏部（主管文官升迁）最为重要，户部人员最多。礼部（主管祭祀大典）与工部（主管公共建设）地位较低。
监察机构
在洪武十三年前，明朝还沿袭元的监察制度，设立御史台，有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洪武十三年后，朱元璋废御史台。两年之后，朱元璋设立新的监察机构—都察院。都察院下面设立监察御史若干人，分巡全国各省，称为十二道监察御史。每道有监察御史三至五人，范围大体为一省。但监察御史都驻在京师，有事带印出巡，事毕回京缴印。到明末，监察御史分为十三道，共有一百一十人。
六科
明朝开始只设了给事中。到洪武廿四年，设都给事中六人，分吏、户、礼、工、刑、兵六科，每科一人。该制度基本是继承了唐朝的门下省制度。六科官职品级虽低，然职权很高。他们可以不赞成皇帝的意旨。而该制度也发挥了一定的改善朝政作用。五寺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与刑部和都察院合为三法司，其职权与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余四个寺的卿职权较低。太常寺负责祭祀；太仆寺管理马匹；光禄寺负责寿宴；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宾。
内阁
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亲理政务，一度深感疲惫，于是设立四辅制度来辅佐政事。但这项制度效能不彰。洪武十七年后被废。之后朱元璋请来几位翰林学士帮忙辅佐，这些翰林学士的官职被命为“XX大学士”。这也就是所谓的内阁机构。
特务机构
明朝实行严密的特务政治。主要的特务机构包括锦衣卫、东厂和西厂，武宗时期还一度设有内行厂。锦衣卫设立于洪武十五年，直接听命于皇上，可以逮捕任何人，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在东厂设立后，锦衣卫权力受到削弱。东厂成立于永乐十八年，是明成祖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而成立。地点位于京师东安门北。东厂的主要职责就是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东厂在设立之初，就由宦官担任提督，后来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西厂设立于宪宗时期，首领为汪直。1482年后被废。其后又被武宗短暂恢复。内厂设置于武宗时期，首领为宦官刘谨，刘谨伏诛后，内厂与西厂同时被废，仅留东厂。
其它机构三公
包括太师、太傅、太保。这些官职都是虚弦。他们名为辅导太子，但实际上辅导太子的机构是詹事府。詹事府下设两坊、一局、一厅。此外还有太医院。太医院附属有生药库和惠民药局。而翰林院远较太医院重要。翰林院首长则是翰林学士。
诸司
指不属于各部院的司。主要指通政司和行人司。通政司负责传递公文，公告周知。行人司负责到地方上颁诏谕及赴外国作使臣。外三监包括国子监、钦天监、上林苑监。钦天监负责观测星象。国子监是教育机构，有祭酒一人，司业一人，监丞一人，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学正十人，学录七人，典簿一人，典籍一人，典馔两人。上林苑监负责掌管皇帝的御花园，畜牧场与菜圃。
内十二监
为宦官衙门。事实上只有在这些衙门工作的宦官才是太监。包括司礼监、内宫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以司礼监最为重要，监内的提督太监主管宫内一切宦官礼仪刑名。而秉笔太监在宦官极端专权时竟代替皇帝批公文。此外还设有四个司（惜薪、钟鼓、宝钞、混堂），八个局（兵仗、银作、浣衣、巾帽、针工、内织染、酒醋面，司苑），合为内官廿四衙门。宫女也有六个局（尚宫、尚仪、尚食、尚寝、尚功等），每个局下设四个司。
军事制度
明代早期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从征，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后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于少数，整体而言，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注军，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
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戍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后渐无法维持，军人生活水平及社会地位日渐低下，逃兵也逐渐增加，军备因此逐渐废弛。
嘉靖年间，应付倭寇之乱时，戚继光在浙江地区采用招募矿工、民兵加以训练的方式，来取代不堪的卫所兵。正因为明朝正规军卫所军的不堪用，故这些民兵，在明朝后期逐渐担负起维持明朝有效统治的作战部队，而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戚继光的召募以浙江人为主的“戚家军”和女统帅秦良玉召集的以四川人为主的“白杆兵”。
外交
明朝初年，因为朝贡贸易厚往薄来，造成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朝这里来骗取财物。日本实际上是处于割据状态，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就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从此之后，如果要来中国做生意，必需朝贡兼贸易，否则不予，这就是所谓的“朝贡贸易”，兼具有怀柔拉拢周围国家的用途。明朝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的影响导致正常贸易地下化，转为走私贸易。贸易港集中地由广东、福建转往已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菲律宾、印尼。而海上的维持秩序角色由于中国官方的消失而导致海盗集团猖獗。由于海上贸易仍在暗处进行，美洲银器又大量流入中国，银开始成为流行的通货。
明成祖即位后，在永乐年间，派遣著名的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率远洋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又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子鲁出使撒马儿罕、吐鲁番、火州等西域十八国，加强了明王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体现了永乐王朝的鼎盛和开放。
明成祖之后，其子朱高炽继位，也就是明仁宗。他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不到一年，仁宗病，宣宗朱瞻基继位，改年号宣德。宣德五年（1431年）闰十二月初六日，派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到了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有害无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后来倭寇横行，明朝加大了禁海的力度，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西元1567年）之后，倭寇逐渐平息，朝廷有鉴于对外贸易对沿海居民的重要性，才逐步解除海禁，使民间的走私贸易正当化，活络的国际贸易也使中国进入了逐渐成形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倭寇对明朝的海疆构成了严重威胁。期间虽有朱纨和张经的抗倭，但最后都未能取得完全的成功。为防止倭寇的侵扰，世宗时期实行海禁，断绝对日贸易。直到戚继光等名将力行抗倭，倭寇才被剿清，海疆形势才趋于平静。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意欲占领朝鲜。万历廿年，日本进攻朝鲜，朝鲜国王逃到义州并派使节向明朝求救。明朝取得战争的胜利，中日进行和谈。但万历廿五年后，日本再次进攻朝鲜。万历廿六年，丰臣秀吉死，日本军结果大败逃回日本。此即为壬辰卫国战争。
明朝边境上最大的两个威胁明朝安全的部族是蒙古和女真，时人称其为北虏和东夷。在明朝初年武功强盛时，一度将蒙古驱至漠北。之后伴随明朝的衰落，蒙古各部也多次进攻明朝，诸如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明朝的疆界因此内缩，也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国力。俺答汗后期开始于明朝通好，其后的三娘子继承了和平的政策。明蒙之间边境安宁和平，互通有无。明朝早期曾经设置奴儿干都司来管理东北诸部，但后期东北的蒙古部和女真部日益强大，奴儿干都司被废，明朝在东北的控制力下降。十七世纪后，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降服蒙古，于1616年建国后金，与明朝分庭抗礼。后金占领的辽东大部土地，严重威胁明朝的安全。最终趁明朝亡于农民军而入侵关内，统治了中国267年。
公元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愈甚渴望对中国的往来。明武宗正德七年（1513年），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对华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广州登陆，希望与明政府建交。后来，中国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开设洋行，修建洋房，并允许他们每年来广州“越冬”。这是西方列强第一次正式性的登陆中国并接触中国。西方国家的东来，也使不少新鲜事物传入中国。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罗马教皇派出利玛窦去中国教区工作。由于利玛窦很快学会中文，并穿儒服、通儒书，他颇得明朝士大夫好感。后来他被举荐到北京，颇得神宗信任。他向中国进献坤舆万国全图、自鸣钟、日晷、西洋炮、望远镜、火枪、西药、圣母像、十字架等贡品，先后在北京、肇庆等地展出。利玛窦不仅传播天主教，还启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学习西学。另外他还将中国各种文化传入欧洲，如儒家思想、佛道学说、围棋等，可谓“贯通中西第一人”。另外，有不少明朝军队装备相当数量的火器，包括西洋"红夷大炮""佛郎机炮"和中国自己发明改造的种类,当时有人评价,这些改造的火器,"犹胜西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