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第55章 战国时代，地平线上的亚元(5)
以构建亚元的思路看，AMF的长期目标可分为三个阶段来实现，第一阶段就是建立类似欧洲“蛇形汇率机制”的亚洲汇率机制（AERM，AsianExchangeRateMechanism），主要目的就是将各国汇率稳定在一个机制的框架之内。为此目的，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储备基金。实际上，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在《清迈倡议》中，就已经提议亚洲由各国外汇储备中拿出1200亿美元，作为紧急援助资金来帮助陷于危难的国家稳定汇率。其中，中国和日本的出资均占到了储备库总额的32%，韩国占16%，东盟国家占20%。东盟内部各国的出资金额也各有不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均为47.7亿美元，菲律宾为26.4亿美元。当金融危机发生时，这五个东盟成员国可以使用相当于本国出资2.5倍的资金来渡过难关。但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当该区域的部分国家面临流动性困难时，由于缺乏独立的区域监控实体，储备基金计划难以实施。
2011年欧洲爆发的债务危机，很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中再度冲击亚洲的金融体系，亚洲汇率机制应该加速筹建。不过，亚洲各国的政治态度决定了这一进程的快慢，如果各国能够取得建立亚洲共同体的战略一致，那么在5年之内建成亚洲汇率机制是有可能的。
这一机制的核心就是稳定亚洲各国的汇率波动，只有区内货币的相对稳定，才能有效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并且为最终实现统一的亚洲共同市场奠定基础。它的关键之处在于确定各国之间货币相对浮动的最大限度，当任何一对货币的汇率浮动超过了这一限度时，跌破下限的国家都有义务动用自身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以恢复本国货币的汇率稳定。在最极端的困境中，AMF的外汇储备基金将启动紧急救援。这种救援相当于一种外汇贷款，当受援国摆脱危机后，它有义务偿还救援贷款。
AMF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建成亚洲货币体系（AMS，AsianMonetarySystem）。这首先取决于亚洲共同体的建立，以及亚洲共同市场的推进情况。当亚洲各国在关税、补贴、农业、资本与人员自由流动等方面达成共识后，统一的亚洲货币单位（ACU，AsianCurrencyUnit）将作为区内贸易结算的货币单位。ACU也是由“一篮子”亚洲货币所组成，这些货币占据与其经济与贸易地位相当的权重，共同形成亚洲货币价值的基准，每5年调整一次，以反映各国经济地位的变化。
当ACU诞生后，亚洲汇率机制将由任意一对货币之间最大浮动限度的机制，调整为各国货币相对于ACU的浮动，这样将由外汇储备大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以便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
ACU将承担起亚洲货币价值之锚的历史重任，更是未来亚元诞生的基础。
AMF第三阶段，也是最关键的阶段，就是固定各国货币与ACU之间的汇率，经过一定时间的准备期，当政治条件和经济环境允许时，将ACU作为亚元的货币基准，条件成熟的国家可率先实现本国货币与亚元的兑换，AMF将脱胎换骨为亚洲中央银行。
AMF从建立之初就应该有推动亚元和建立亚洲中央银行的长远考虑，如果仅仅作为外汇救助基金和IMF的辅助角色，这样的定位显然太低。AMF应该发挥推动亚洲政治联盟和经济整合的中坚力量，而不是一个“被推动”的机构。这要求AMF应该成为各国政府、中央银行、财政部、研究机构、学术组织、媒体和民众之间最活跃、最有效、最积极的沟通者。
另外，亚元的推进应该汲取欧元的教训，宁缓勿急。中、日、韩可率先建立起汇率稳定机制，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储备旗鼓相当，韩国也不弱，这三家联盟不会产生谁救谁的争执与扯皮，避免德国在推进欧洲汇率机制的过程中，时刻担心自己的外汇储备会被法国和其他国家“揩油”的顾虑。实际上，欧洲汇率机制的推进速度之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德国的这种顾虑和无休止的讨价还价，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中日韩三国之间一旦达成政治共识，在操作细节上又有欧元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亚洲汇率同盟的推进速度应该大大超过欧洲。
当中日韩的汇率同盟稳定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再陆续向东盟10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渐次开放。这些国家加入汇率同盟基本都是奔着好处来的：一是希望一旦本国货币遭遇不测，汇率机制能够帮上大忙；二是向往进入一个更大的亚洲共同市场。此时，需要设置一定的达标门槛。
最艰难的时刻是在启动汇率联盟的初期，这种难度并不是操作细节所带来的麻烦，甚至也不是中日韩的政治意愿，而是来自于美国的巨大压力。能不能和敢不敢顶住这种压力，争取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亚洲货币联盟成败的最大疑问，也是亚洲命运的最大疑问！
人民币，还是亚元？这是一个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能带来更多的利益呢，还是推动亚元会产生最佳的效果？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英镑和美元曾先后成为主要的世界储备货币，而马克和日元即使在其经济全盛时期，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从来没有超过10%，这是德国和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所注定的。
由于本国市场容量有限，德国和日本必须以世界市场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拓展空间，在出口产品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国际货币的回流。反过来说，一国的货币要想作为世界主要的贸易与储备货币，就必须持续输出本国货币，方式只能是贸易逆差和海外投资。德国和日本如果变成贸易逆差国，输出海量的马克和日元，进口的外国产品将很快充斥它们相对狭小的本国市场，而它们自己的工业能力将被瓦解，从而葬送其经济强国的地位。日本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经大力推动日元在海外的投资和日元贷款，近30年的努力并未产生明显的进展，日元很难走出去。人们愿意持有日元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未来能够在日本市场中买到商品，如果日本国内市场规模不够，持有日元的动机将被大大削弱。
因此，国内市场规模狭小的国家，无论其经济如何强大，它的货币都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只有市场规模庞大的国家才能玩得动。
大英帝国当年曾经拥有横跨地球1/5的大陆，占世界1/4人口的庞大的市场规模，输出英镑所带来的逆差绝对数字很大，但在英帝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却不高。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对外贸易仅占经济总量的3%～5%，其巨大的国内市场使美国根本不在乎美元汇率的波动。输出货币是要有本钱的，家大业大的国家，首先能够扛得住这种压力，然后才能享受其好处。
中国的现状是国内消费仅占GDP的1/3，海外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依托，这种外向型的经济格局和偏小的国内市场容量，注定了人民币国际化在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之前，很难获得实质性的突破。最好的效果不过是当年马克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不足以为中国带来更大的现实利益。
中国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海外的石油和原材料供应，以及欧美市场的需求，这种繁荣的基础存在着脆弱的一面。如果欧美经济的债务驱动模式难以持续，如果局部战争导致石油与原材料的供应中断，中国的经济繁荣又如何持续呢？同时，人民币的供应与美元紧紧绑在一起，在人民币完成“刮骨疗毒”之前，人民币的国际化不还是披着人民币外衣的美元再输出吗？在比较脆弱的经济基础之上，依托着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规模，走出去的人民币会是强大而坚挺的货币吗？人民币升值带来更多的是货币投机者们的兴奋，而远不是世界各国真诚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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