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卷

序卷

清明的前几日是惊蛰,春雷阵阵,万物复苏。作为市委书记,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由秘书小邓“掌握”着。就连清明回乡扫墓这样的私事,都得通过他提前作出安排。

小邓翻了翻排得满满的日程表,摇摇头道:“这两天都不行,只有3天后是您陪省财政厅长到区县调研,有那么半天的机动时间。”

“那就安排在3天后吧。”我说。

省财政厅厅长郑越是我党校同学、省纪委副书记罗兵的先生,他们夫妇俩都是我的读者和朋友。他曾多次提出要到我的家乡看看,这一次,正好把他也给拉上。

做官做到这个层面,当然不迷信。扫墓就是去祖先坟前表示一种怀念,寄托一份哀思。

老家的地名叫荷花塘,有荷,很美的一个小村落,也是很穷的一个小村落。我是这里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位博士,也是目前官阶最高的官员——本省最年轻的市委书记,年仅39岁,马上就将名列省委常委,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回乡扫墓当然要轻车简从。可是,一到故乡的县界,便见陵阳县委书记于斌、县长谢峰站在道路一侧翘首张望,旁边停了三四辆小车。小邓回头望了望我,他也是一脸茫然,忙申辩道:“李书记,我可是根据您的指示,说好由您陪郑厅长直接到县委大院,并再三叮嘱他们不要来迎接。可是您看,他们不但来迎接,还把开道的警车都带来了……”

谢峰曾任过我的专职秘书,居然也这么不懂事。我略一迟疑,果断决定:“你下去同他们交涉,我和郑厅长先去县委,让他们半小时后跟过来!”

“明白。”小邓说着打开车门下去了。

我敦促驾驶员:“开车!”说真的,我也不想这样做。

陵阳县委会议室。茶几上摆了糖、水果和瓜子,于斌和谢峰也摆出了一副汇报工作的架势。这也难怪,一位是即将进入省委常委的本市市委书记,一位是省财政厅厅长,两位大领导同时驾临,机会难得。

这次出行,因为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使命,我只得让他们抓紧时间。看来他们是早有准备的,汇报由谢峰作主题陈述,于斌补充。

该县人口160万,几乎占了眉江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尽管这几年工业发展也不错,但因为幅员面积大,人口众多,还是被戴上了一顶“农业大县”的帽子。

农业要产业化,就离不开资金支持。

郑越听完汇报,把目光投向了我。我却把目光投向了会议室外的一棵香樟树。他只好打起精神,独自应付局面了。只听他说了一些诸如“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政府应该支持”这类话后,便问:“报告,报告是写好了的嘛?”

“有有有。”谢峰马上把报告递了过去。

郑越大笔一挥,就从省财政专项资金里面解决了1000万元。

说到郑越,他对我的文字简直到了一种近乎痴迷的程度。这么多年来,我不管自己身在何处,身处何位,都在坚持写作,但多是以笔名发表。而女同学罗兵知道我的笔名,每在报刊见到,必向老公推荐,郑越读了,竟然就成我的fans了。

郑越现在能够大段大段背诵我写的那些散文。他最想看在我的《故乡》中出现过的,那个荷叶亭亭的荷塘、塘畔的茅屋,还有照着浅山和村庄的月光。

可是,我已经好多年没回那个小山村了。

郑越便怂恿道:“这么多年了,该回去看看了。就让我陪着你回去吧。说不定啊,本厅长一高兴,你的那个家乡还可以‘小发’一笔呢……”

作为市委书记,当然想多为地方向上面要点“政策”了,也许就是他的这一番话打动了我,“那就再等等,等我安排出时间再说吧。”

记得高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我回到荷花塘,父亲问我考得怎样,我说好像还可以。到底能不能考上,我确实没有绝对的把握。

那时的大学生很稀罕,特别是在我们那个小山村,从来就没出过大学生。我的父母都是城镇居民,父亲原来在10公里外的小镇以雕刻印章为生,因曾在旧军队任职,六十年代中期下放农村务农。这时母亲已有了身孕,数月后我来到这个世界,母亲却因难产而死,是父亲含辛茹苦将我抚养成人。面对三间家徒四壁的茅屋,惟一让他感到欣慰的就是我的读书成绩尚可,如果能够考上,成为全村、全乡第一个大学生,也聊可洗刷他半生的屈辱。

有一天,父亲带回一位相貌很是平常的村妇,“静之,快叫大姑。”

我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对于这位“大姑”,我是早有耳闻的。她也姓李,名叫李淑花。听人说,她的能耐可大了,能够“上天入地”。上可见玉皇大帝,下可见十殿阎君。而她做这些事的时候,需要的,竟然只是一碗清澈见底的水,念念有词地往碗里撒一把米,就什么都看见了。当地人谓之“看水碗”。看过去、问未来、请神仙,都在这个水碗里完成。当然,如果方便的话,还会在一旁点起香烛,烧上一堆纸钱。

大姑“哎”了一声,很是高兴,很是专注地看了看我,赞道:“侄儿真是好相貌啊,啧啧……”说着,又用她那双粗糙的手摸摸我的额头,“嗯,这娃娃是个大官相呢。”

“喔?”父亲疑惑地问,“大到什么程度?”

那时,在平常百姓中间,军人是很让人羡慕的。大姑略一沉吟,信口打了一个比方:“在部队上,那起码是在副军长、军长以上……”

听过这番对话的人,还有村里的老山叔。老山叔和我的父亲是村里最要好的老哥俩,都是一个人独居。不同的是,父亲有我这个儿子,老山叔没有儿子。他们听了大姑的话,都呵呵笑了两声,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回到了故乡,在油灯下同父亲有过一次关于“文章”的谈话。

父亲上过私塾,是一位旧式知识分子。准确一点说,是那种旧式的农民知识分子。十余年的耕作,已经将他从一个“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但是,他却像一位乡村学究一样,常给我讲《桃花源记》、讲《捕蛇者说》、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听他讲,感觉同在学校听老师讲又别有意味。

他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大都记不得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陶渊明是做过官的,柳宗元是做过官的,杜甫也是做过官的……古代官员的文章之所以流传下来,与其做过官不无关系。试想,天下的读书人多的是,他们的文章为什么没有流传呢?恐怕就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一介布衣。古人云,太守文章,文章太守。那时的官员啊,如果不写一手漂亮的文章,也走不到太守那个位置……”

“那,不是还有更多的官员没有文章传世,不是同样在做官吗?”我在听得一愣一愣之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父亲执一管旱烟袋“叭嗒叭嗒”地吸烟,这时,他用烟袋在木桌上敲了两下,说:“那是另外一种情况!”我感觉他那一刻的武断,像一位学者。

老山叔坐在一旁。这时,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的父亲,有些不知所措。很显然,我们的争辩,已经超出了他能够“裁判”的范围。

那时,一个人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身份的改变,成为很多人羡慕的“国家干部”。我不知道,父亲在对我讲这番话时,是否还包含了某种暗示?

为了避免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在县里临上车前,我就对于斌和谢峰说:“接下来,我要去办的纯属私人事务,你们就不要跟着了。”

“那怎么行!”谢峰摇头道。

于斌一着急就有点犯结巴:“李书记,您……您只、只要没,没离开陵阳,我们就要对、对您负责。”

最后,我只好把于斌叫到了我的车上,让谢峰上了郑越的车。谢峰是县长,同财政厅长多接触接触,对县里不是什么坏事。

从县城到荷花塘,一路看过去,家乡这些年的变化真不小。嵌着瓷砖的农家小楼掩映在青山秀水之间,竹林、田野,一种翡翠一样的绿铺展开来,我们就像是在一张硕大的地毯上行进。

坐在一旁的于斌见我的脸上有了满意的微笑,不由指着那些依山傍水的农居说:“现在啊,老百姓对开展新农村建设的热情还是蛮高的。我在县里一再要求,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落到实处,不能做表面文章,要使农村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

“嗯。”我一边欣赏着车窗外面的风景,一边同他说话,“新农村建设不局限在一时一地,是要长期搞下去的,只有真正让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才有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

前面不远就是荷花塘了,我的心情竟渐渐不平静起来。原来的泥泞路,现在已经变成了平坦的乡村水泥公路,如一条灰色的飘带,飘向远方。

在距离墓地大约1公里的地方,我们下了车,前面是一段尚未通车的乡间小路。我叫住于斌和谢峰,指着一处田埂说:“你们就在这儿歇息吧,那边就不劳去了!”

两人瞪着眼睛盯住我,感到有些不可理喻。

“记住,你们一个是县委书记,一个是县长,之所以让你们跟到这里,是因为有郑厅长在,同工作还有一定的联系。接下来就是我自己的事了,你们绝对不能介入。这是底线!”我的态度十分坚决。

于斌又有点犯结巴了:“李书记,您看……这,这……”

“于书记,这里风景不错,我们就去那边坐下慢慢看吧!”谢峰知道我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多说无益,便扯了扯于斌的衣服。

郑越一边在蜿蜒的土路上小心安稳自己的脚步,一边四处张望,其乐陶陶,一点也不像一个厅长,倒像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

我不由在心里感叹,这位老兄啊,官至正厅,手握大权,居然还童真未泯。想想眼下的官场,有多少人在饭局、牌局上迎来送往,真正静得下心来读书的官员,又有多少呢?

郑越兴味盎然,指指点点,叹道:“这里比我想象的还要美,可惜时令未到,不见荷花。”

“要是五六月来啊,这里的塘里、田边、渠旁,到处是荷,有的长得比人还高。古诗里有‘莲花过人头’,不一定就是说人在水上,这里的人常常在荷叶、荷花下面走路。”

“静之,你说的,那哪是人间,简直就是仙境嘛。不过,你有这么一个故乡,真让我羡慕呀。不像我,曾经住过的老街早已拆迁。有时候,我就只能站在曾经住过的那一带,望着陌生的高楼发愣。哪像农村,大概只是多了公路,多了这些漂亮的农家小楼……”突然,指指点点的郑越神色有了微妙的变化,“喔?怎么那里还有茅屋?哦,对了,还有池塘……如果我没有猜错,那里肯定就是你曾经的家园。是不是?”

我点了点头,不由加快了脚步。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暑期,我也曾走在这条路上,那时还是一条乡间小路。从小就走惯了的窄窄土路,对我来说本可以健步如飞,但那一次,脚下却像注了铅一样,似乎沉重得不能自拔。

父亲就是在那个春天走的,是老山叔送他走的。父亲走的时候,乡亲们怕影响到我的学习,没有告诉我,直到毕业前夕才收到老山叔托人发来的电报。

那天,老山叔见了我,“静之,回来看你爹了?”

“是的,老山叔,我也来看看您。”我说。

老山叔笑了,“这孩子,净说傻话,你老山叔还硬健得很呢。”

“是的,老山叔一定会长命百岁的。”我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话讲得不是那么得体,忙改口道。

老山叔再一次笑了,“唉,世上长命百岁的人又有几个呢。难得你有这份心意,真要是到了那一天啊,你看了你爹,顺道来看看我,我也会很高兴的。”

我和老山叔对话的时候,就在那条窄窄的土路上,没有旁人,只有那个夏天中午的风,带着故乡特有的荷香,轻轻从我们身边走过。

“还是你爹好啊,他临走时说,是你娘在那边孤单了,他要去陪她。”老山叔一边帮着我为父亲和母亲的合葬墓垒土,一边说,“你爹他是笑着走的,他说我家静之啊,终于又回到城里了。”

这时,我需要面对的是毕业分配。我读的是师范,学的是中文,如果想吃一辈子“讲茶”不难,难就难在我尚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文章情结”。

那个暑期,我一个人住在父亲留给我的茅屋里。其间,我多次打长途电话到我就读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办公室询问。身在故乡,心却在数百里之外。我知道,那里一次小小的风吹草动,都将改变我的一生。

我像故乡的父老乡亲一样,时不时行走在亭亭如盖的荷叶与荷花之下,晴耕雨读。有时候觉得孤单了,便拿了书去父母的墓前枯坐。

我不知道,在被当地人称作“连二坟”的合葬墓里,父亲和母亲的灵魂是不是生活在一起了?或许,他们就在另一个世界里默默地注视着我,享受着这天上人间、阴阳相隔的“天伦之乐”。

老山叔每天做好饭都会来叫我,把我从一个虚幻的边缘拉回到现实。老山叔家的饭菜很“粗糙”,红薯、玉米掺杂的米饭,白水青菜和白水萝卜在蘸水碟子里滚一滚,吃起来有点涩涩的清香,那种清香却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

当我在电话里一次次询问,又一次次否决了几种可能的毕业去向后,命运的小舟在一个礁岛上停泊下来。当我获悉省报将在我毕业的大学录用3名记者时,我深感自己在人生的转折点上已经排除了若干可能,剩下的机会不多了。

在故乡的这些日子,种种假设的人生让我感觉到了心灵的劳累。在同老山叔相处的40多天里,我又发现了生命闪耀的另一种光泽。

依旧是在这个小山村,我接到了被省报录用的消息。

“记者,记者是个什么官?”就在我去省城的头天晚上,老山叔这样问。

“记者是一种职业,不是官。”

“当不当官倒没什么,能够去省城工作,你就是荷花塘最有出息的人了。就是你爹在那边知道了,也会高兴的。李淑花说的那话,我和你爹都不信呢。人活一辈子啊,都要讲一个缘字,不能逆天行事的。”

听老山叔这么说,我一下子就放松了。曾经像山一样压着我的“包袱”,让他一句话给“冰释”掉了。我深知自己的本性,可能更适合老山叔指给我的那样一种人生。

我站在故乡的池塘边端详着我的茅屋。十多年来,我曾好多次梦见,那座无人照管的茅屋早已坍塌。可是,当我回到故乡,发现它依然伫立在那里时,心中不由百感交集。

土墙还是当年的土墙,屋顶可能已经被翻盖多次。我不由在心里想,这么多年来,是谁在呵护着它呢?

十多年不见,老山叔看上去还是那么精神。他在我家堂屋门口“叭嗒叭嗒”地吸着旱烟,并没有注意到小路上的几位不速之客。我叫了一声:“老山叔!”

“哎呀,是静之回来了!”老山叔的惊喜来自意外。

当我郑重其事地向老山叔问过好,并将郑越向他作了介绍后,他却突然冒出一句:“静之,我天天都看见你呢。”

“老山叔,不会吧?”

“那是在电视里。可是,一晚上你就只出来那么一两次,我就把大伙儿都叫来,看看,看看,静之当大官了!”

不一会儿,村里的乡亲们闻讯赶来。十多年不见,那一张张笑脸是那样的熟悉而又陌生。

“哎,静之,你可能记不得了,这是奇山爷爷,这是冬瓜叔叔,这是鼓眼满满,这是谭妈,这是荷花婶,这是你菊龄嫂嫂——哦,忘了她才嫁过来几年,你不认识的。”在这个竹篱围成的院子里,老山叔一边介绍,乡亲们一边嘻嘻哈哈地笑着。

我一边同他们打着招呼,一边散烟给他们,却没有像一位市委书记那样同他们一一握手。我怕那样会“吓”着他们,握手是场面上的礼仪,在这里不需要。

大家七嘴八舌,说静之跟在电视里看上去没什么两样,同离开荷花塘时没什么变化。老山叔说:“变什么变?荷花塘的子孙,走到哪里都是荷花塘的子孙。就像有人说这李家老屋静之不会要了,可我想,叶落归根,说不定静之哪天又回来了呢,这才找人翻盖,都翻盖四五回了。”

我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一声谢谢,居然没有说出口,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这种感情太朴实,太感人了!”在去墓地的路上,郑越对我说,“静之,就凭你的身后站着这么多质朴无华的乡亲,你就应该保持一种清白!”

父亲和母亲的坟头明显被人修整过,细密的茅草像被理过的头发,新冒出来的草芯显示出勃勃生机,坟前有一堆烧过的纸钱灰。

我在坟前跪了下去,向着墓地拜了三拜,轻声说:“爹、娘,静之回来看你们了!”我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同他们做一些心灵方面的“沟通”。

郑越站在不远的地方,向墓地作了揖。我突然发现,于斌和谢峰跟了过来,他们站在郑越身后,也向着墓地作揖。我想说点什么,摇摇头,终于什么也没说。有时,在特定场合是难以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我说不清楚心里是什么滋味。

老山叔见我做完这一切,正要离开,他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小土堆说:“那是李淑花的坟。唉,要是她还在,看见你今天这样,还不把牛吹上天!”

“哦,她也不在了?”

“不在了,不在**年了!”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来电显示,是省纪委副书记罗兵打过来的,她在电话里焦急地说:“静之,不好了!我省发生淇江特大污染事故,已经造成大面积人畜中毒。据省环保部门监测报告显示,污染源就在你们眉江市的陵阳县。副省长吴海峰已经在赶往眉江的路上了……”

“谢谢,谢谢!我知道了。”我对着手机说完,向小邓挥了挥手,“立即回市委!”

就在坐上车准备离开时,我再一次看了看我美丽的故乡,竟然想起了父亲说过的“太守文章,文章太守”。

曾经很多年,我都在想这八个字。我倒是想过只取“文章”不要“太守”。但每想一次,我都会在心里暗自摇头,深感父亲的期许太高。

今天,回过头看这十多年所走过的路,又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虚幻得让我似乎把握不住明天。

是的,明天等待着我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注:本长篇小说实体书名为《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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