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兆俊（7）

1978年年底，我被借调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三年，正碰上群众进京上诉上访的高氵朝。来自全国各地的冤假错案受害者，挤满车站，露宿街头，在国务院、公安部和其他各部委“群众来信来访办公室”棋盘一般狭小的窗口下面排着长龙过夜，希望能求得一点儿公平和正义。其中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叫詹庆元，原先是兰州新华印刷厂的工人，戴的是“坏分子”帽子。五七年反右时，有一条党的政策：工人中有右派言论者不叫右派分子，叫“坏分子”（因为工人阶级是革命阶级，理论上应无右派），他属于这一类。但是坏分子的帽子，不单是为工人中的右派而设，社会上有男女作风问题的、不听调度的、打架闹事的、小偷小摸的，都叫坏分子。右派平反的时候，坏分子并不平反，这样他就亏了。在当地求告无门，到北京来寻求公正。

不料寻到的，仍然是官僚机构的铜墙铁壁。他的申诉材料，仍然被转回到原单位处理。听说我在社科院，来找我商量个办法。在楼下总布胡同的一家小饭馆里，我们谈了很久。他离开夹边沟较晚，是被工作组遣返的。他说开头死人都丢得很远，后来越丢越近，最后死的那批人，包括安兆俊在内，就都丢在场部大门前面二百米处第一道沙梁的下面。

1982年，我回到兰州大学。有一天，系上的同事、教中国哲学史的杨梓斌气冲冲跑来，说他要抗议，抗议甘肃省委批准兰州医学院到夹边沟挖掘完整人骨，做实验和教学用具。那件事本来是严格保密的。但医学院的办货人事先答应附近的农民按计件工资付酬，后来发现不用挖掘，只在农场大门遗迹前面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捡了一天就够数了。觉得太亏，要求修正合约，改为按劳付酬。农民说他赖账，他说农民骗钱。双方一冲突，秘密就公开了，这才传到了老杨的耳朵里面。但是，抗议发动不起来。这样的事情，没人觉得有趣。

很可能捡来的骨骼里面，就有安兆俊的。然而面对累累枯骨，谁又能够区别，英雄与奴才、殉道者与市侩、老实人与骗子、这个人与那个人?即使是未来的基因考古学家，又怎么能够知道，哪具骨骼里面，曾经“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更何况，早已经，没有人想要知道这个。

这些没有坟墓的森森白骨，曾被人们忘记得一干二净，在荒原上风吹日晒草缠沙拥。由于有用处，这才被想起。于是乎公文飞驰，药水浸泡，教鞭戳指，动物标本一般任凭拨弄。

突然一下子，血与火的历史都退缩到了遥远的地平线，湮没在遗忘的阴影中。而那些至今纠缠着我们，耗尽着我们，我们牢牢记住和竭力想要纠正的一切，也好像倏忽之间，都幻化成了一些不可阐释的象形符号，谁也没有兴趣再来把它们弄清。

留下来的，只有我这一星半点在烈风中飘零四散的记忆:他的保护，他的话语，他的握手，他的冷峻的侧影、炎热的眼泪和寂寞的歌，还有他的《工地快报》--那个意义的追寻，那种向绝对零度挑战的意志。

由于有这些，我才在全方位孤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岁月里，理解了“祖国”这两个字的含义。感觉到了自己与它的联系，以及与历史、与整个文化人类的联系。不管这联系是何等渺茫虚幻，甚至是想象的产物，作为轭下的奴隶，它就是全部的生存意义。

一转眼四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安泰和安石，现在都在哪里?还记得自己的父亲不?如果没有意外，他们该都过了四十岁了。我深深地祝福他们!但愿他们能够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一个值得他们自豪的、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