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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章文献分析
第一节有关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著作的研究分析
第二节中美关系相关著作的分析
第二章战后美国的全球主义与围堵政策
第一节肯楠的围堵理论
第二节杜鲁门主义
第三节马歇尔计划
第四节国家安全会议第68号文件
第三章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
第一节从临时至正式单位
第二节杜鲁门总统的修法
第三节高华德与尼可拉斯法
第四节高华德——尼可拉斯法后的美国军事发展
第四章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政策计划处对华主张异同之分析
第一节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与特质(1947~1948)
第二节关键的1947年
第三节没有中国政策的1948年
第四节军方与文人对华主张的冲突
第五章关键时刻的对台主张(1949~1950)
第一节美国对台政策的分期
第二节放弃台湾(1949年)
第三节中立台湾(1950年)
第六章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与在华军事顾问团
第一节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之源起及其成立过程
第二节美国在华司令部的撤离
第三节1946~1948年的美军顾问团
第四节美国在华联合军事顾问团(Joint.MilitaryAdvisoryGroupinChi-na,JUSMAGCHINA)
第七章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与布莱德雷对华主张之分析
第一节李海的对华主张
第二节布莱德雷的对华主张
结论
征引书目
第四章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政策计划处对华主张异同之分析
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在1947~1948年,曾就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说帖与建议。由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考虑,可以显示出军事专业人员对外交上的考虑与特质,故在此依年逐节分析,以突显其思考的演化。同时,而在最后一节亦将与国务院政策计划处的对华主张进行比较,以对照出这二个单位对华态度的差异性。(至于1949~1950年,这关键性的两年,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对华主张与态度究竟为何,将于第五章分析。)
第一节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与特质(1947~1948)
研究美国如何制定对华政策,可以同时注意二个面向——机关与个人。所以本章先将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略作解释。美国对华决策中的单位机制方面,除非机制发生重大变化,否则它是固定的。透过固定的政府机制,如美国驻华大使馆、远东司、中国科、在华军事顾问团,以及情报系统等单位,华府可以充分地了解中国政经与社会局势,并得到各种建议,进而制定美国所需要的对华政策。
其二是个人范畴,除了政府机制外,对华政策的制定会涉及个人。个人范畴经常在变换,实际上它隐含着外交政策规划和执行者,与上层决策者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不同的人的不同意识形态与经验,会导致他们在对华政策的评估上,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换言之,人事亦会影响政策。譬如以马歇尔和麦克阿瑟为例,当马歇尔对调停国共纠纷感到失望,指责国府之际,同样在远东的麦克阿瑟却有不同意的意见,而主张援助中国。
根据恩内斯特?梅的分析,1945~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与执行过程,可以分为国务院与军方二个部分。这两个系统加上情报体系,使得华府得以决定和进行对华政策。但对华的决策过程中,还是国务院为“主导”地位,军方系统则居于“辅助”角色(见图五)。
从1947年初至1948年底,这两年也正好是马歇尔任职国务卿的任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特质为“举棋不定”。为何在马歇尔主掌国务院期间,美国对华政策会如此?根据司徒雷登的分析是导因于国际情势、美国国内的反对,以及中国内部的局势发展等三项原因,他说:
(一)欧洲的战后发展令人非常吃惊,要我们采取行动的要求是紧急的,需要我们全神贯注的。在争取全世界和平之战略中,美国把欧洲列为第一,这是不可避免的……。
(二)在某些美国人看来,似乎有一种真正的危险存在。任何对华的有效援助,尤其是顾问式的援助,足以影响到国家政策和程序的顾问援助,会使美国更加不可解脱地被牵入中国内政,而受到更深更强的束缚。这种发展纵使不被全体中国,也会被某一些中国人猛烈反对;结果只会加重混乱的情形。而且这办法也会惹起其他强国的仇视和报复行动,因而会严重影响我们在世界其他部分尽义务。
(三)美国政府与人民曾不断敦促国民党政府实行革新措施,并暗示:我们是在等候目击中国政府确实实施革新,或至少有意图革新的表征,才肯给予援助。他们质问:“是否一个不能从事有进步性改善的政府,能够运用美援,利国利民?”
司徒雷登的分析,主要指出在这关键的两年,美国的对华政策,受到重欧轻亚、美国内部有人反对介入过深、以及国民政府之腐败等三项原因的严厉挑战,才造成美国对华方面的政策举棋不定,现在进一步来讨论这三项原因:
(一)欧洲危机
当时美国传统外交最关心的欧洲地区,正在遭受强大的威胁。为此,美国必须把更多的资源用到欧洲,所以在1947年,杜鲁门政府才会分别宣布“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想要用经济和外交的力量,挽救西方盟国在欧洲的劣势。故并不愿意把援助力量分散到亚洲地区。此外,美国外交决策者也估算以苏联现有的实力,不可能同时在欧亚采取双面作战的策略。
苏联在欧洲所采取与美国的互动关系,和它在亚洲的立场有所不同。苏联以主动的方式在欧洲发展,例如,它主动挑起柏林危机。不过,苏联在亚洲策略则是消极的涉入中国内政。而美国却是延续战时它在东亚的策略,积极希望在东亚建立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总之,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欧洲第一”排挤效应下,忽略了中国甚至是亚洲遭受共党赤化的危机。
(二)中国内部冲突加剧
从1947年初马歇尔离华回美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重大的转折,他了解到国共的和平谈判接近全面崩溃的地步,双方武力的冲突已不可避免。所以,美国政府要面对一项严肃的课题,即美国是否愿意为援助国府而涉入中国的内战?美国必须同时考虑中共有可能在未来打败国府占领中国。关于这一点,驻重庆总领事柯乐博(O.EdmundClubb)在1947年8月28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共是有可能打败国府。b在1947年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国民政府的力量正在急遽的衰退。1947年5月30日,美国驻沈阳领
事馆就指出东北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