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曾的最后十年（14）

1932年4月13日，他在上海地方维持会讲话，“民国政体虽改，但操持政治者，仍非从事生产之人民自身，乃另是一路专靠政治吃饭之人，与前清官吏无异。近几年来标榜一党治国，治国者与生产人民更截然为二事，党专靠政治吃饭，而不必从事生产，从事生产者绝对不准与闻政治，结果党之政治目标，乃为自身利益，而不为生产阶级图利益，此今日痛苦烦闷所由生也。”他说生产阶级起来问政，并未人人都从政的全民政治，可以由生产阶级中的有识有力者先问政治，逐渐普及。“今日武力所以据国内最高地位，皆频年武力解决政治之故也。又联络政治上要人，以图改良政治，亦不可靠，此不过彼此利用，维持一种小局面，若图全部改良，不可能也。”他主张，生产阶级与统治阶级合一，生产者自行统治，方法就是生产阶级联合起来，以调和生产全阶级的利益为目的，要求统治阶级采纳实行并监督之。当时国难会议即开，听说有决议在宪政未实施前，先设立一国民代表会，他认为和他的意思相似，希望大家利用这一组织，改良政治，以解除我们的痛苦与烦闷。

1933年4月5日，李烈钧报告运动开放政权经过，说这次中政会议决，7月开全国代表大会，商议提前开国民大会，并开放党禁，全系蒋介石同意帮忙，蒋实有觉悟，等等。民宪协进会同人各抒意见，有人以为未必有诚意，也有人以为时机已晚。4月6日，杨永泰也说，蒋对开放政权事，说国民党秉政数年，竟丧失国土*四省之多，办得好，国民党固应还政于民，办不好更应还政于民，如国民要我们戴罪图功，也不能不努力。他与张君劢、薛子良谈话。薛子良说，开放政权，实蒋提议。蒋说北方现状，战既不能，和亦不可，无论欲和欲战，都须由国民决定，始免反对云云。也就是说蒋的此举是想将和、战责任加在国民身上。

4月19日，他静坐默想，思考宪法运动能否挽这一危局，产生了一些疑虑，感到一般人民智能不足，想以民主图治，几乎近于伪善自欺。民主固然是向上合理的目标，但从当时救亡的急迫来看，他甚至觉得发挥政治力的效率成了当务之急。6月21日，他从李烈钧那里得知，国民党开放政权的事又发生变化，以后政局的改良，难再指望于国民党了。

这一轮热闹的宪政运动，起自“九一八”后的民族危机，到1933年渐渐落幕。1934年1月24日，他在日记中感慨，“余辈以领导政治自命，不能为当局者设词，亦不能专作民间无责任之论。应有确信为必须而又可行之主张，在野以此唱导，在位以此实行，然后不致欺民误国。如在野则阿顺世论，取悦群众，得位则又顾虑环境，抛弃持论，言行不相顾，实属不信不忠，今人陷于此病实多，余辈宜切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