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梦的我 一生虚幻

六岁那年我患了一场痢疾，我们老家叫打摆子，身体忽冷忽热，父亲很着急。那时村上的孩子得这病的很多，都是去公社医院打针吃药。父亲听说西药对儿童有负作用，就从老中医那里求来一个方子，我只记得其中有一味药是龟壳。

父亲没有买药店里的龟壳，因为家里有一个。我记得父亲很宝贵那只龟壳，说已经收藏了很多年。

父亲一边碾龟壳，一边告诉了我它的来历，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父亲说我们那里原来有很多龟，满山遍野都是，后来蒋介石躲到台湾去了，就再也看不到龟了，说老蒋是乌龟化的。

父亲将几味药碾好，放到一起蒸，然后用一方干净的手帕包好，小心翼翼地系在我脉门上，说这样就不会伤身体。

我高高兴兴地出去玩，以为病全好了。

那天夜里我的病突然加重了，睁眼闭眼都看到许多可怕的东西，满口说胡话，父亲虽然不信，眼里却含着泪。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架，天不亮就送我去了医院。

自那以后我的胆子变小了，常做噩梦，有时会半夜惊醒。

父亲到处求医问药，可医生都说这没什么，长大就好了，父亲却更加着急。

有一夜我睡了个好觉，因为做了个好梦。我梦见了刚看过的一部电影《五朵金花》里的一个场景，和着《蝴蝶泉边》的歌，梦得真真的，而且歌词也听得真真的，我很开心，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枕边多了一个小小的收音机，正播放着好听的歌。

后来我知道，父亲总在我熟睡之后摆弄收音机，在我醒来的时候收音机里总在播放好听的歌，于是我夜夜都有很好的梦，我猜这梦一定与收音机有关系。

那时的收音机是很时尚的家用电器，很值钱，那时正流行着“三转一响带喀嚓”的人生理想，这“一响”就是收音机了，只有娶媳妇的人家才会七拼八凑地借些钱，凑齐这些，也不知父亲从哪弄来这么多钱。

后来我就喜欢上了收音机，接着是录放机，再后来我就大学毕业了。

我去了南方工作，在那个“万元户”成为新的人生理想的时期，我挣到了很多钱，买了三件套的高级音响，索尼影碟机，马兰士功放，尊宝音箱，每一件都花了五六千。

同学们都很羡慕我，只有霞指责我乱花钱。

霞是我的大学同学，文静的小女生人生理想高得不得了。她不说我也知道，她一心只想出国深造。我忙着挣钱的时候她在苦读书，**她的研究生。我没少取笑她，那时读书无用论很流行，可就算请她吃高档美食她也会指责我不该乱花钱，应该把钱存起来，留着做出国的路费。

我开始听霞的话。

就在我做着给霞出国陪读的梦的时候，父亲去世了。

我没能看父亲最后一眼，我在南方居无定所，噩耗传来已经是半个月之后。

眼泪陪我回到故乡，父亲坟前我还有许多泪。

我轻声责备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父亲不会去得那么突然，母亲说父亲不让影响我工作，定要咽气了才准通知我，我泣不成声，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工作重要过父亲。

我没有给霞陪读，回到南京这个离老家最近的城市定居。母亲也已经年迈了。

霞如期出国，我们鸿雁往来。如此过了数年，母亲也去世了。

父母只我一个独子，老家的房子一直没人住，父母的肖像守护着空空荡荡的老屋。

霞习惯了国外生活，一直催促我去陪她，可父母的坟就在河堤旁，一直在传要拆迁，我不敢想如果我不在家会成什么后果。我一直拖延着，哄霞说暂时有些事情走不开。

后来家乡搞山林拍卖，我买下三百亩山地，种了些草药，渐渐忙碌起来，真的哪里也不能去了。整理河堤的时候我将父母的坟迁到了自己的山地里。

草药生意一直不大好，市场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疲于奔命，渐渐失去信心，便在山上种了些松树，只留下很少一片药材。

山林需要看护，我在山上盖了些房屋，索性住在那里，将城里的房屋租了出去。我盘算在城里住的时间不多，就算住宾馆也合算，起码省了许多房屋维护的费用。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山上长满了草，旧坟如新，山上的房屋也修缮得很好，机场的高速公路开通后，我加厚了门窗，缝里嵌了许多长毛绒，我还是喜欢开着音响入睡。

有一天国外寄来一个软绵绵的大信封，已经被拆过了。里面没有信件，只有一张光碟。是霞寄来的。

霞将我们的信录了音，灌成了碟片，配乐的吟诵，用她甜美的声音。十年前她就说过，她知道我喜欢听着音乐入睡，直到现在才寄来。她也很忙。

我将碟片放入影碟机，放下窗帘，关了灯，房间里只剩指示灯微弱的光和光蝶转动的声音。

我将入眠，今夜，我仍会有个好梦。

（后记：年轻时的光荣与梦想染绿了家乡的山林，电脑和音乐是最好的伴侣，我在过年的时候用最新推出的3DO作品犒赏自己，直到前年，3DO先我而去，六神无主的我不得不做点什么，于是开始了本书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