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高浩天万万料想不到,在他的晚年生活中,竟会遭到这样不可容忍的侮辱,受到这样凶残的欺凌。一刹那间,艳茹的忧郁神情,变态心理,统统都找到了解释。高浩天悔呀!悔他这半年多来为啥只顾着泡在医院里,只顾着往市郊五七干校跑,只顾着赶写他早该写出的内科临床论文。他这样卖劲工作,谁曾对他有个正确评价。领导医院的工宣队,只不过利用利用他的医术罢了。任何运动一来,他仍然是对象,是挨批挨斗的“死老虎”!他要不那么积极,他是准能及时发现艳茹的情况,及时指点她、挽救她的呀!他木然地跌坐在椅子上,失神地瞅着地板。一阵昏眩袭上来,他只觉得天花板在转动,地板在倾陷,座下的椅子晃晃欲坠。他的右手紧抓着椅背,脑袋无力地垂到胳膊上。

一九四八年,他以医学博士的身份,从德国柏林回到祖国,被重金聘请到医院当主任医师。解放以后,他眼见原是帝国主义分子把持的医院面貌一新,日渐扩大,各科新生力量逐渐增加,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他异常兴奋,仿佛年轻了许多。在党的教育下,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知识和本领都献出来,为人民服务,为培养医疗战线的新一代出力。他既在医院任职,又到医学院兼课,工作时间常常超过规定的八小时,但却觉得自己像一头牛,有用不完的劲。他每天很晚回到家里,艳茹和艳芸总是上床睡了。他没有多少时间抚爱她们。但他常常对妻子说,我们今天的辛苦也正是为了明天的她们。她们生长在新中国,真是幸福,无忧无虑,不需要个人奋斗,党和国家会培养她们成为有用的人。

但是,文化大革命使生活脱出了正轨。近十年来的一切,实在令人难忘。开初,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诬为“帝国主义间谍”,被关进“牛棚”。后来,下乡劳动;一段时间也曾随着巡回医疗队,到内地去跋山涉水,为山区贫下中农看病,说是“戴罪立功”。那时,他并无怨言,认为自己这样一个主任医生,过去下厂下乡是太少了,确实需要“回炉”、需要“补课”。一九七五年早春,四届人大以后,他的问题被认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党委向全院宣布,他既非间谍,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当然,他还是“臭老九”,因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臭。他对此并不在乎,满怀信心地开始了工作。他不能再做内科主任了,被安排为“顾问”,他也没有计较。内科的中青年医生,好多是他的学生,工作起来,还是顺手的。他只有一个心愿:要把损失的时间争回来,趁身体尚好,积极工作吧。

自然,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一个有名望的医生,他也不是对所有事情都想得通的。比如“文革”初期批斗会上打人的凶手当了官,他就认为不合理;学校里学生谩骂老师,还拼命宣扬白卷英雄,他认为是丧失理智;还有,他心上时常想念的大女儿,跑到四五千里之遥的山区去插队落户,几年才能会上一面,也不可理解。他爱女儿,尤其日渐年老,更希望女儿回到身边来生活,他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但这样的心里话他不敢说。几年来,像条件反射一样,他也习惯了给自己的语言和思想作分析。如果冷静下来把他那些自然的想法一“分析”,背脊上都要出冷汗。你觉得造反当官的人不合理吗,那是对新干部没感情,仇恨文化大革命;你觉得现在的学生基础太差吗,那是对教育革命不满;你对女儿下乡不理解吗,那是对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有抵触。这几顶现成的帽子扣上来,一个人不被压死,也要被压倒。这些年间,为讲错一句话,而遭到厄运的人,难道还少吗?

尽管这样,高浩天在医院总是尽自己的能力工作。并没有丧失那颗赤子之心。总理逝世了,他老泪纵横,悲痛欲绝;人家不准佩黑纱,他把陆讷给他的黑纱戴上了;人家不准开追悼大会,他主动跑到医院职工自发召开的追悼会上,在礼堂里当着一些工宣队头目的面,朝总理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人家不准医院里的人到公共场合去,他跑到宽阔的人民广场上,去看主席台上堆放的花圈。他听说在看向总理遗体告别的电视时,邻居一个小学生看到江青不向总理遗体脱帽的镜头,尖声大叫:“把帽子脱下!”高浩天既兴奋,又暗暗为那小学生担忧,要是被那些踩着别人的脊梁往上爬的家伙听到,那小孩的父母不是要遭到迫害吗!高浩天毕竟是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观察和评价生活的。有时候他甚至很天真。人们不能责怪他想得不深。

现在,自己心爱的女儿遭到“超级流氓”的蹂躏凌辱,确实深深刺伤了他。他用手撑着额头,让一颗一颗眼泪滴到衣襟上。

看着这情景,顾萍慌忙地放下饭锅,冲到丈夫椅子边,俯身问:“出什么事了?咹,刚才出什么事儿了?你们可是说话呀?”

高浩天没有回答顾萍,却慢慢从衣袋里掏出钥匙,递给艳芸:

“艳芸,你把我写字台抽屉打开,拿出你姐姐那封信来。”

艳芸犹疑地满室扫了一眼,接过钥匙,打开抽屉取出了信,询问似地望着爸爸。

“把信交给你姐姐,让她念!”

艳茹听到爸爸的这句话,一阵痉挛。她扬起满是泪水的脸,哀叫着:“爸爸,爸……”

“你给我念信。”高浩天的脸色阴沉,低哑地重复着:“把信念给大家听!”

艳茹浑身颤抖着,双肩缩得那么窄,脸上的表情是那么恐怖,她想闭起嘴巴来,可两片嘴唇怎么也合不拢。她虽然没有看过刘庆强的信,可她早已猜测到,这个万恶的流氓会在信上说些什么话,而爸爸却要她当着一家人,当着勤姐,读出那些不堪入耳的话语,她怎么能读得出口啊!一向温顺的艳茹,在刘庆强肆意咒骂和侮辱了爸爸之后,在刘庆强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之间的关系之后,已经没有勇气面对亲人和生活了。她只觉得浑身发冷,脚底心上升起一股寒气,头顶上那块无形的铁板,又在使劲压迫着她。当她的目光和爸爸也是伤痛的眼光相遇时,艳茹再也自持不住了,她往前张着瘦骨凌凌的两条手臂,“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惨哭着说:

“爸爸,爸爸啊!我,我不,不,不能念啊……爸爸!”

叶勤连忙跑到艳茹身旁,要扶她起来,艳茹只是一头扎进她怀里,放声大哭。她劝慰了艳茹几句,抬起头来,发现高医生头垂在胸前,望也不望女儿。她又柔声劝道:“高医生,出了什么事,好好坐着说嘛!看艳茹她……”

高浩天长叹一声,侧转了脸,对艳芸说:“你姐姐不念,你念,念信!”

“这是谁的信?”叶勤问艳芸。

高浩天嗓音低哑地插嘴说:“刘庆强这个超级流氓写给艳茹的。你听着吧,叶勤同志,听听你们工宣队头头怎么写的。”

艳芸痴呆呆地拿着信,望着倒在叶勤怀里的姐姐,不知如何是好。

“你还呆着干什么,快念啊!”高浩天把手伸出来:“你要不念,我来念。”

艳芸望着盛怒的父亲,默默地拆开了信,愣了一愣,舔舔干燥的嘴唇,胆怯地轻声读着:小高,我写信再次提醒你,关于那件事情,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同叶铭讲,也不能让医院工作组的任何人知道。要是有人问到,你一定要守口如瓶。要是你漏了出来,对你、对你的父亲,都没有好处。

你上次讲,我们俩的事情,已经造成了可怕的后果。那个你不用担心。眼前先得避过风头,等我把工作组打发走了,这类小事处理起来不费吹灰之力。我再警告你一声,无论什么人问到你,你都不能提到我。我要是一完蛋,你们全家也将跟着一道完蛋!艳芸一句一句地读完了信,不禁怜悯地望着姐姐。她虽然还不明白这封信说的全部含义,但她从信上的语气,姐姐那么害怕这封信的举动,爸爸严峻的脸色,敏感到姐姐和刘庆强之间发生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且,这件事还将累及全家。艳芸愤恨得咬着牙,心也跟着怦怦地骤跳起来。

听着这封信,最莫名其妙的要数顾萍了。信上那严重的威胁口气,使她没有听完,脸就全然变了色,艳芸一读完,她也顾不得叶勤在场,抖颤着纤巧瘦弱的身子,踉踉跄跄几步走到艳茹身旁,唉声叫着:

“艳茹,艳茹,你不要哭了,你倒是站起来说啊,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艳茹!”

屋里除了艳茹那伤心欲绝的哭声,没有其他的声音。人人的脸上都绷得紧紧的。

“咚!”高浩天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吼道:“艳茹,回答你妈妈的话!”

“爸爸啊!……”艳茹满脸泪痕地抬起了头。

叶勤极力扶住她,在她耳边说:“艳茹,好妹妹,你站起来,站起来说吧。别担心,天大的事儿,有党、有大家哪!”

“艳茹,你别把事儿闷在心里啊!别闷出病来啊!”顾萍见女儿哭成这个模样,也不由自主掉下泪来。她掏出手帕抹着泪说:“你快说吧,那刘庆强信上说的是什么事呀?”

“快说,你是怎么和刘庆强那畜牲认识的!”高浩天的声调冷冰冰的,严厉得可怕。

“不,爸爸……”艳茹哭叫着,又一头扎在叶勤怀里。

这哭声使高浩天勉强支撑起来的威严也变成了痛楚。他站起来,踱了过去,缓和了口气:

“艳茹,你为什么不说呀?你难道真要在泥坑里越陷越深,你难道真愿同刘庆强那畜牲同流合污吗?趁叶勤同志在这里,你快说吧!”

“爸爸,你叫我说什么呀?”艳茹的脸仍埋在叶勤怀里。

“他信上要你守口如瓶的,是怎么回事?”高浩天这话是紧咬着牙齿,压低了嗓门说出来的。随着艳茹一声凄厉的尖叫,顾萍、艳芸、叶勤都好似听到晴天霹雳。顾萍两步奔到艳茹身旁哭喊:“艳茹啊,你都干了些什么呀?”

叶勤毫无思想准备,她虽已二十九岁,但还没有结婚,陡然听到这种事情,震惊得胸脯剧烈地起伏着,两眼瞪得老大,愣愣地瞅着屋角。可恶的刘庆强,他的魔爪不但伸到医院护士身上,还伸到了职工家属身上啊!艳芸则“腾”地羞红了脸,一下扑到窗前,张眼望着窗外。窗外的飞雪正无声地扑打着玻璃。姐姐为什么那样子对待叶铭,她陡然间全明白了!

“艳茹,瞒也能瞒得住吗?快说吧,说出来了,有党、有组织,我们还得快去向领导汇报呢!”经过一阵沉默,高浩天跺着脚几乎是带着哭音催促着女儿。

艳茹长哭了几声,喃喃地低语着:“爸……爸爸,我,我对不起你,我……说……我说……我把啥都讲出来。刘庆强他不是人,是一条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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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凛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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