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暮年

为了暮年

前两年,元史界和北方民族史界的同行们曾筹划为南京大学教授、我国元史研究会会长韩儒林先生纪念八十寿辰,出版一本元史蒙古史论文集。但工作正在进行之中,韩先生却溘然辞世,旨在庆祝的论文变成了追悼论文集。

今年,我们又筹备为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八十周年、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编辑一本论文集;可是历史又重演了——我先生竟也在酷暑之际,不留一言,突然弃我们而去,使我们又只能出版一本追悼论文集了!

至少我感到,大树倒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时代,一个失去长者的时代已经在悄悄地开始。在长者逝去以后,我不愿意让自己的文字因规循俗而乖巧、而奉承;也不愿意在恩师辞世之际嗫嗫嚅嚅做孝子态;我宁愿继续在先生的灵前照旧童言无忌,以求获得我受业与他的最后一课。

翁先生是一位学者,但他作为学者的一生也许是悲剧。我认识的翁先生是一位老人;他作为一位老人却拥有成了无愧的暮年。

翁先生个人的著述不算多。除了他在哈佛留学期间用英文写作的《元史<爱薛传>研究》(一本研究元代中国与欧洲关系的著作)之外,论文很少。其中最重要的《元典章译语集释》(燕京学报三十,1946),仅作了几个词条,显然是一件未完之作。翁先生的论文几乎都发表于四十年代末期,那以后,先是繁重的教育工作,再是繁重的学术组织工作——吞没了他的精力和健康,也吞没了它作为一位学者应有的著作。

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八年间,我总感到:他似乎下定决心不再著述。

自从1978年我考上他的研究生以来,我和同学们不知多少次表示愿意做助手,愿意为先生留下一本传世之作竭尽全力。但是他总是微微地摇摇头,默默地吸着那著名的烟斗。他那神态使我内心感到一种震惊,我觉得他似乎看透了一切:包括我们的热心,包括学术著作本身。

我觉得他的那种神态平衡着我的年轻好胜的冲动。但我毕竟是我;1983年我在日本东洋文库进行东北亚历史研究时,我曾向一些极其著名的日本教授谈到翁先生是我的导师。但他们的问话使我终生难忘,他们说:“哦,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您的老师,他有什么著作?”

我觉得自尊心受了重重的伤害。著作,著作就是一切!我简直是在咬牙切齿地这样想着、写着。

但翁先生仍然默默地噙着他的大烟斗。在他那残破而昏暗的室内,时间在无言中流逝。暗淡的光线映着他的脸,我觉得那脸上现出了一种坚毅。

惜墨真的胜于惜金。

先生不著作。

然而,在他殚精竭虑的领导下,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已经饮誉海内外。伊儿汗——波斯史料《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的汉译本已经在我国出版。内蒙古学者对元代另一巨著《元典章》元刊本的点校已经开始。基本史料整理,骨干队伍建设,都已经初现规模。翁先生一贯坚持的思想已经在我蒙元史研究界日益成为现实。——但上述这些本不该由我来写;我知道在这些学业大计的背后,有不少学者在感怀着他们与翁先生之间的故事。那些故事使人们在漫长而枯寂的劳累中,体会到了一些纯净和崇高。

翁先生家门大开,不拒三教九流之客。我曾经陪着翁先生和外国学者谈话。他握着烟斗,用英语和他们慢声闲谈。但只要听到书名和论文的题目,他马上打断谈话,当场要求把那名字写在纸上,然后仔细问清内容。这时他的小外孙女领着一个同学进来了,他们大概刚上初中,做不出一道英文作业题。翁先生抽出他数不清的词典中的一本,他给那两个小孩讲解时的神情和主持学术会议完全一样。小姑娘走了,我看见翁先生脸上有一丝快意,也看见外宾脸上浮着的惊讶。

翁先生晚年慎于署名著述的态度近于神秘。

无论是我们同学,或是学术界一些同志,往往在自己的论文末尾注明“在翁独健先生指导下”之类的话。这并非恭维,因为翁先生确实关心着他知道的每篇文章。但翁先生一视同仁,一律大笔一挥划掉那句话。他划掉那句话时,那近于快感的神态简直使我无法理解。

但是,在告别遗体时,我看到数不尽的学者、青年、前地下党员、工人都在恸哭,为一位哈佛大学博士、燕京大学代理校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主席失声恸哭时,我突然想:

——著作真的就是一切吗?

也许,有的青年在他人生的途中需要一位老师。常常是,有幸遭逢的一席话甚至一句话就能推动人生的一次飞跃,“导师”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在翁先生面前肆无忌惮。我激烈的咒天怨地。我发泄地攻击批评。我发现了一条新史料欣喜若狂絮絮不休。我写作时需要去找翁先生说个痛快才能继续。翁先生总是端着他的大烟斗,心平气和的听着,即使插上几句也全是商量口吻。我特别兴奋的一次是在《文史》上发表了关于天山硇砂的文章之后:那一次我对先生说,不管怎样我总算搞出了一篇肯定是正确的文章,因为我利用的不只是史料而且利用了地质资料馆的“物证”。翁先生听着,不加批评,表情也很淡然。但是后来,我胡扯中说一句:

“日本有个古代雅利安博物馆——”

翁先生问:“什么?”

我愚蠢地又说:“古代‘窝、利、安、特’博物馆。古代雅利安——”

翁先生怀疑地望望我。他指指书架说:“那本字典。”

翁先生用他那本我也有的《日本外来语辞典》查了我那个“窝利安特雅利安”——Orient,东方。

我挨了整整一个小时训斥。翁先生在那一小时里的厌恶、严厉、忿忿不满的神情至今象是还在剥着我的皮肉。后来,有时我听见文学界一些朋友嘴里挂着“感觉”、“特棒”、“文化学”等等词汇时,我喜欢抬杠:“哪儿棒啦?什么文化?我怎么不懂呀!”

这种抬杠源于那一小时。我已经感到这种抬杠(当然更多是默不做声的)使我收益匪浅。

在学问上,我是翁先生的不肖之徒。记得1979年年初,我终于没有瞒住、而让翁先生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以后,我使劲解释说,写着玩儿的,休息时写的,我不会耽误功课;而翁先生沉吟了一下,说道:

“你会成为一个作家。”

它的口气中没有一丝不同意。我觉得他这个人没有一丝干涉学生,干涉别人选择的坏习惯。他只是平静地发表了一下他对我观察的见解而已。

一九八五年年底,我鼓足勇气请求翁先生为我的小说集《北方的河》题写书名。我没有表白我鼓足勇气的原因;没有说一句我对这本集子的自负、珍惜和我盼望能和先生之间留下一点纪念的心情。

翁先生已经握不牢手里的笔。在他那间永远昏暗的阴冷的屋里,我看见这白发苍苍、生命已届迟暮的老人颤抖着,用硬重的笔触为我写下了“北方的河”这四个年轻的字。

他看不到这本书了。

翁先生在暮年下定决心不再著述,这于我是一个深奥的谜。我因为不能悟透这个谜,所以总觉得作品重于一切。但有时我又觉得这里的矛盾并不存在,我觉得我们师生其实是在完成同一个过程。更古怪的是,我虽然年龄尚小却禁不住地总在想暮年;也许是先生的暮年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是的,生命易老,人终有暮年,更重要的是应该是暮年的无愧。学术会被后代刷新,著作会被历史淹没,不是所有学者教授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也不是所有白纸黑字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的。这是一种现世思想呢?还是一种来世思想?——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能有一个像翁先生那样的暮年,是件很难的事,也是件辉煌的事。

在听到翁独健先生逝世噩耗的那一夜,我觉得我该做点功课纪念自己的导师。我打算写一篇严谨扎实的蒙古史札记;但写成的却又是一篇小说。我写了我国蒙古族牧人活动的最西极边境——伊犁的一个名叫波马的地方的日落景象,然后填上了一个题目:《辉煌的波马》。

我相信,先生是会原谅我的。

198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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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散文、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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