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节 机顶盒

第95节 机顶盒

第95节机顶盒

就像范哲说的那样,非典过后,一些人抱怨自己遇到的所有倒霉事情,全都说是他妈的非典闹的!公司破产了,是非典闹的;本来能挣好多钱,没有挣到,是非典闹的;就连没有能够结婚,女朋友跑了,或者在心中想象的恋人,没有弄到手,也都是非典闹的。反正非典是个筐,怨天尤人时,什么事情都可以朝里边装。

人们的心理恐慌逐渐消散,经济也在逐步回升。大灾大难过后,完全没有必要总是沉浸在伤痛之中。瘟疫没有能够流行开来,说明从中央到地方,采取的措施是十分得力的。全国十几亿人口,患病人数不上五位数,死亡人数不上四位数。人们无法估计,要是没有这些措施,究竟会发展到何等局面。经过这一场人与自然的抗争,整个民族都是一次心理免疫。以至于后来“禽流感”爆发时,大家没有像在非典时期那样惊慌失措,而是平和应对,顶多到饭店里不吃家禽的肉。中国没有发生过“疯牛病”,猪牛羊肉没有什么可怕的,照吃不误。歌舞升平、灯红酒绿又回到了社会上。

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人们可以依靠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手段,足不出户地了解到疫情的发展状况。现在,在我们那里,从城市到乡村,彩电已经普及。电视机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是家用电器了。县一级的广播电视局,曾经是最糟糕的单位。一个职能局,不过三二十个工作人员。一个电视差转台,一个广播站,就是全部家当。乡镇的党委书记们,如果提拔不到县级领导岗位上,肯定不愿意去广播电视局当局长,因为职工打架就可以打到他的面前。后来,有了有线电视,就有了收费项目,这单位马上红火起来。经费宽余了,办公楼盖起来,人员大幅度增加,再想当这个局长,领导们就要看谁的能耐大了。

县里有了有线电视以后,乡镇所在地和好一点的行政村,集资办起了有线电视。我们马寨村,就是在刘庆河支书的倡导下,最早办起有线电视的。村里在刘庆河家的房顶上支一口天线大锅,屋里装上信号增强装置,把调制好的信号通过传输线路连接到家家户户。

由于居住分散,传输线扯得远了,信号衰减得厉害,那些远一点的家庭接收到的电视节目,就会出现雪花斑点。这些人闹意见,找刘庆河算账说,我们集资的钱,算他妈的白扔了。

刘庆河专程到县城请来技术人员,好酒好肉地招待人家,让人家解决问题。其实很简单,人家用信号强度测量仪测量以后,在一些倍分线前端,加上了一个信号增强器,这问题就解决了。村里也制定了收费标准,很低,但足够养护费用。这一切,都是小暖在电话里告诉杜思宝的。杜思宝最怕他打来不好消息的电话,对这一号电话还是喜欢听的。

随着有线电视的增多,无线电视处于衰落状态。只保持了两三套节目,时断时续地播放,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乡下的村里纷纷办起了有线电视,无线电视就没有多少人收看了。只有离有线电视装置实在太远的地方,还架有电视天线,不得已才收看为数不多的那么几套节目。

村级的有线电视一般只有十几套节目,乡镇所在地有二十几套节目,县城有线电视可达三十多套。到了市里,节目可达四十多个频道。无线电视那几套节目,基本上没有人收看,估计那些向空中发射的电波,都耗散到太空里去了。

杜思宝两口子,因为女儿小静一进家就打开电视机,成了一个小小电视迷而发愁。孩子进入初中以后,为了不影响她的学习,两口子干脆把电视机装进了箱子里,因噎废食式地彻底把电视打整了。到小静读高中的时候,前两年半,孩子住校,夫妇俩才把电视机重新摆在了客厅里,到了星期天,把电源拔掉,遥控器藏起来,不让小静犯电视瘾。

小静不在家时,两口子看电视,杜思宝喜欢看足球赛,范哲喜欢看肥皂剧,两个人看不到一块儿。杜思宝就去玩电脑,让范哲一个人把电视承包了。到了小静要考大学前的冲刺阶段,范哲在市第七高中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下班以后,到那里去陪着女儿刻苦攻读,这电视又进入了休闲状态。

现在小静考入了一个省里的“三本”学校,上学去了,两口子又恢复了以往的状态,在一起没有话说,分别看电视和玩电脑,各自都有事情做,省得产生不必要的摩擦。杜思宝又经常很晚才回家,范哲有时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搭一条毛巾被,在沙发上歪着脖颈流涎水。两个人每天没有十几句的话要说,弄得时间长了,范哲把所有的电视明星的名字和风流韵事儿,记得挺熟,却对他们扮演节目上的人物记混淆,说起来乱七八糟的。

市里的有线电视台,开始向市民推广数字电视的时候,一个机顶盒要六百多元。范哲对杜思宝说,咱们也买一个,听说有五六十套节目,还比较清晰。杜思宝说,算了,这四十多个节目还不够你看吗?范哲也就不再提起。

这以前的节目,从有线电视台传出来的是模拟信号,报纸上经常宣传模拟电视不如数字电视,卖电视机的“家电大世界”,不断加大广告力度,说自己的“绿色环保电视机”,已经接近数字化。杜思宝知道这是胡说八道,欺骗消费者的。果然,有了机顶盒,才标志着电视节目进入了数字化阶段,从高端传入的已经是数字信号。

插下招兵旗,就有吃粮人。在一个机顶盒六七百块钱的时候,那些有钱人就开始赶时髦,购买了机顶盒,手里又多了一把遥控器。

这年头,家家户户的遥控器成堆,电视机有遥控器,空调有遥控器,VCD有遥控器,就连摇头电扇也配有遥控器。如果你家的电视机连接有录像机、VCD,再加上机顶盒,你的手底下就拥有四个遥控设备。往往用了这个用那个,同样手忙脚乱的。遥控器的多寡,仿佛是一个家庭进入现代化程度的标志。

机顶盒的价格一降再降。有线电视网络公司,为了占领市场,采取了更加优惠的手段。有一段时间,他们在报纸上公告市民,在三天以内,每一部电视机,只要交了有线收视费,可以免费领到一个机顶盒。他们设立的几个服务站,马上排起了长龙一般的队伍,人们疯了一样到供应站点,抢领机顶盒。范哲和他们学校里的几个老师,也挤了一身臭汗,领回来了一个。

安装当然是杜思宝的工作。接通以后,范哲在杜思宝的指导下,学会了怎么使用机顶盒上的遥控器。两个遥控器并用,还要转换到AV端子上,才能收看。虽然麻烦,总算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但她发现,除了多了一些频道外,信号的质量并没有改善,甚至会出现“马赛克”块,就抱怨说,原来都宣传数字电视好,净是瞎说的。

杜思宝很内行地告诉她,你的电视机还是那个机器,只会处理模拟信号,本来就没有一点变化,只是多了几套节目。范哲不相信地说,要是按照你说的,我挤了半天算白挤了?杜思宝说,也不算白挤,网络公司传来的确实是数字信号,只不过通过这个机顶盒,又转换成模拟信号罢了。范哲还是不懂,但很有思辨能力,她说那为啥还要转换成AV?杜思宝以少有的耐心给她解释说,那只是接收的格式不同,格式转换了,信号的模拟性质没有变。说了半天,范哲似乎明白了,又似乎更不明白了。得出的结论是,这不是坑人嘛,白白又多了一个遥控器。

前几个晚上,范哲为了掌握复杂的遥控装置,不让杜思宝去玩电脑,一同看电视,好教她学习使用遥控器。杜思宝有幸陪着夫人,看了几天电视,连他最喜欢的甲A足球联赛也看了。

按照杜思宝的理解,加上了机顶盒,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电视。仍然是那么多的电视台,播出什么你收看什么,用户没有一点主动权。那些形形色色的广告,插播起来,没完没了,惹人讨厌。只有达到了互动状态,观众想看新闻,就看新闻,想看电影就看电影,想看多少集电视连续剧,就看多少集,想在什么地方停留,就在什么地方停留,想把同一个节目的内容,反复观看就反复观看。总之,一切随着收视人的意愿办,并且电视机本身处理的是数字信号,这才真正叫做电视的数字化。

懂得再多也没有用。当时,电视业的发展,也就是处在这么个阶段,这个过渡时期,是不可跨越的。你总不能让人把刚刚买到的新电视机给扔了。如果真的那样,马寨的乡亲们,就不再说日本人把黑白电视机扔在马路上是作孽了,改说城里人把彩色电视机扔掉是作孽了。

网络电视公司的强力促销,并没有实现用户的100%转换。因为收视的费用高出了许多,仍然有人承受不起。他们宁愿少收看几套节目,也不愿意接受每月的收视费,从五六块钱涨到二十多块钱。因此,还有很多的用户没有贪便宜,挤死挤活地转换机顶盒。网络公司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再一次发出通知,要在十月一号,彻底停播模拟信号。到了这一天,没有使上机顶盒的用户,每天收到的电视节目数发生递减,最后终于真的停止播出了,大家无计可施,只得换上了机顶盒。

有线的模拟信号停止播出以后,无线发射台也因为收视率不高停止播出了。市人大代表、政协的委员们,对此十分不满,质询电视台,为什么不再播出无线节目?要知道,处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大有人在,这一些社会困难户,全靠无线电视台播出信号,才能有电视看。这样一来,他们再也没有受到教育的机会了。电视台只得继续播出无线电视节目,但是播出的质量很差,频道数目,跟当年马寨村开始有黑白电视时一样少得可怜。

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市场只有在竞争中,才能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当以有线电话为主业的网通公司和铁通公司,这两家公司插进来时,数字信号的电视节目,向前跨了一大步。这两家公司,过去没有传输电视信号的职能,现在电视节目市场放开了,他们就有了施展的空间。为了避免恶性竞争,他们的操作在悄悄地运行。先从农民那里开始,用户只要有电话线,就可以通过与机顶盒一样的装置,收看电视节目。只是,在即时新闻上,依然被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把持着,你只能收视昨日的“新闻”。电视机虽然仍然没有更换,在收视习惯上,基本上实现了杜思宝设想的互动要求。

杜思宝毫不犹豫地把网络公司的机顶盒拆掉,换上了网通公司的DVD放大器,又耐心地辅导范哲,学会了又一个遥控器的使用方法。从此,杜思宝忙到深夜归来时,经常看到范哲歪着脖颈,躺在沙发上流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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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味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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