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太阳虽然还没有升起,但天已透亮了。驴车又过了一座水泥预制板的小桥,就上了通往魏家桥的大道。东边的沙坡,被阴森的树林所遮掩,现在还没有绚丽的霞光,阴森的林木上方是一片迷蒙的、灰白色的薄雾。这条朝东的大道紧挨着灵渠,和渠堤平行。渠上植的柳树和灵渠一样古老,有人说它们是某人某年某月栽的,有人说不是,总之,它们和岸边的水车、和它们脚下的水渠都有一段不可追溯的历史。现在,它们弯着腰、驼着背,把长长的柔软的柳丝垂在行人的头上,仿佛以恬静淡泊的姿态在观察不断变迁的人世。

路上,还阒无人迹。厚厚的尘土上洒着晓露的湿润,只有一群群早起的喜鹊在上面尾巴一翘一翘地跳跃,在湿润的尘土上留下它们杂乱的爪迹。原来,大道上哩哩啦啦地摆着一串串牲口粪:有驴粪,也有马粪;有的摔裂成几瓣,黑褐色的外皮下露出新鲜的暗绿色的草渣,有的还很完整,蒙着一层油彩似的光泽。不在昨天夜里,就在今天凌晨,准是有牲口贩子从河东贩来了牲口。

渠和土路的两边,在渐渐开朗、渐渐高去的天底下,展开着一片绿油油的美丽得像清晨的梦一般的田野。这一带,他当然非常熟悉。原先,这里是一片沼泽,水中芜生着蒲草、水韭和芦苇,湿地上长满“爬地虎”和三棱草。开春,一对对灰白的水鹬就“呷呷”地飞来,在水面上翻上冲下。入夏,灼热的阳光把沼泽的水晒得跟鼻涕一样,到处浮着一层墨绿色的碱苔。蚊子、小咬和牛虻,成群结队从这里飞起,随风散向四面八方。而现在,这块本来放牲口的都不来的地方,已变成一档档往河边排列开去的条田了。

田是从“大跃进”直到“学大寨”那些年间开的,回答了老贺说的“咱们搞了二十多年的集体化就白搞了么?”是的,在集体的力量下,大自然毕竟改变了面貌。但是,前些年,田里长的是啥样的苗啊!田是庄户人开的,而庄户人却不爱自己辛辛苦苦开的田地。那时候,这里的队年年是“三靠队”,每天打了钟,书记队长们就捧着一碗麦子,挨家挨户地敲门打窗:“谁出工?谁出工现给粮食!”要不,就提着根柳木棍,指爹捣娘地把赖在屋里的社员骂个狗血喷头。

现在呢,田里齐刷刷的小麦正在灌浆,在欲亮未亮的晨光中更显得黝黑茁壮。往年,纵横交错的、宽大的田埂两边,这时节早长出了一丛丛肥大的猪耳菜、颀长的灰条、黄花的蒲公英和紫花的马兰草,斑驳陆离,五彩缤纷,比田里的麦苗还高。而眼下,庄户人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承包田的面积,把田埂修得就像一条条细长的金属管道,埋在茂密的麦苗底下了。

他是行家,他从苗里行间、田边地头,处处看到了庄户人粗糙而细心的手爱抚过的痕迹。他不由得产生了妒意,这种田,是魏家桥大队也没有的。

他又想起他老婆,他老婆窝囊了一辈子,糊涂了一辈子,但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亡,其言亦善,临终的时候终于说了句很有见地的话,是的,如果庄户人连一巴掌地都没有,你叫他咋爱农村?田地名义上是集体的,但庄户人却毫无支配它、使用它的权利。这样,庄户人干起活来就跟算盘珠儿一样,拨一下动一下;有的,甚至连地也不会种了,还要队长、老农掰着手教他。种田的跟土地没有感情,常常使他痛心疾首。

他三叔已经七十岁了,平时少言寡语,前些日子突然问他:

“我说,天贵哩,你说说古时候,拿锹把子的庄户人有没有合在一起干活的?”

“古时候?没有。”

“那为啥我们非合在一起干不行?”

“那是……社会发展就是这样。”他把过去学过的道理告诉他三叔,“个体劳动总要变成集体劳动。”

“嘿嘿!”他三叔笑他,“那是古时候有能人哩。那能人知道这么干不行,才不这么干哩,都拿锹把子、镰把子,家什攥在自家手里,合起来,就像鸭蹼蹼上树哩。你看人家分了的队,哪一个都比过去翻了一番。分,合道理哩,我看现时中央也出了能人。吴尚荣的机修厂为啥没人叫唤分,那是那些工人分开来干就不行,非得合在一个工厂里。我看啦,要叫咱庄户人合起来干,就你说的那话,等能用空气造大米的时候,咱魏家桥成了造米工厂还差不离!”

“黄毛鬼”的儿子,老大在矿上当工人,老二在大队开拖拉机,下面三个在庄子上当社员。那老五,就是六○年掏他口袋要馍的小“黄毛鬼”,从小在他面前没大没小,大了也是如此。有一天,绷着脸这么质问他:

“喂,小爹(这儿的人把叔称为爹),你还要掌权掌到啥时候?别的地方都包干到户了,你为啥不搞?”

“我‘为啥不搞’!”他也有点生气,“搞了,怕你娃娃连口粮都挣不上哩!你现时一个劳动日拿两块多钱,还想咋的?”

“算了吧,你那两块多钱不就靠机修厂么?你包给我!我不要机修厂贴钱,哪怕我卖裤子哩!”小“黄毛鬼”最像他爸爸,两肘一抱,眼睛瞪得溜圆。“我听队长的呵斥听够了,我也该当家做主了!”

啊!在很远很远的那边,在河的对岸,出现了一片深红色的朝霞,阴森的树林欢快地明亮起来,像盼着了期待已久的恋人,泛出了鲜艳的红晕。无数只鸟——有成群的麻雀、家燕和水鹬,也有不成群的白颈鸦,在树林上空惊喜地回旋,使微弱的霞光也令人眼花缭乱。太阳快出来了,今天是个好晴天。前面,在柳树、榆树、槐树和沙枣树的缝隙里,已经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他的庄子了。

他是个很敏感的人,他已经感觉到庄子上的乡亲对他的尊重不如以前了,感觉到自外面实行包干到户以后,庄户人的精神有了一个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小“黄毛鬼”叫唤的:“要当家做主!”他们是非常现实的,他们并不希冀法律上的所有权,他们只要求一块在集体与他们签订的合同下全包给他们的土地,他们能够在上面自由地施展压抑了多年的体力和智力,他们能够自主地在上面安身立命。过去,他们需要他,因为他是从他们平凡的庄户人中间产生的,而能适应那种特殊情况的人物。现在,那种特殊情况过去了,他在他们眼里又成了一个平凡的庄户人。他们自己,要像这一片朝霞中的鸟儿,扇动起收折了一夜的翅膀翱翔了!

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呢?这一夜,他想了郝三,想了韩玉梅,想了贺立德与尤小舟的过去和今天,甚至想起了他死去的母亲和弟弟;回忆了他一生中的生离死别、悲欢沉浮,检视了那些只有他自己——或许还有韩玉梅——知道的秘密,他是个什么人呢?他真是“半个鬼”么?他觉得并没有为自己去谋取什么,庄户人常说:“籽种好,一半谷;婆姨好,一半福。”这话不假。他的婆姨是那样的婆姨,“一半福”从结婚那天起就注定报销了;另一半呢,也只是在为乡亲们的生活而奋斗的过程中尝到了点人生的乐趣;韩玉梅也就是从这点上爱上他的。要不,凭啥她要爱一个比她大十四五岁的老汉?

平心而论,他虽然没有像尤小舟那样拍案而起,秉公直言,但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在那不正常的历史时期也尽了自己的努力。过去的半辈子固然惊心动魄,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觉得自己没有白活。

这时,他又想起了上个月小麦淌头水时尤小舟跟他讲的话。

“你看这黄河水,”他们俩蹲在渠堤上,尤小舟似有所感地告诉他,“不管一路人家扔了多少脏东西在里面,什么粪便啦,血污啦,死狗烂猫啦,流失的肥料啦,可只要它不停地流,不停地运动,它总能保持干干净净的,这在科学上叫‘流水的自净作用’。我们中华民族也是这样,千百年来人家扔了多少脏东西在里头!可最终我们还是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的制度还很不完善,不可避免地还有人要朝里头扔脏东西,但我们是能‘自我净化’的!一切扔在里头的脏东西,在我们民族的不停的运动里,都会沉淀下去的!”

尤小舟看他不甚明白,又说:“比如我们的党和国家吧,从五七、五八年开始,就被人朝里头扔脏东西,我们自己呢,又做了不少蠢事、傻事、错事,可我们毕竟还是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是怎么搞的呢?坦率地说,我一直认为极左的那套东西,并没有像他们夸张的那样贯彻到底;他们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其实并没达到‘全面’,要是真一竿子捅下来,赶尽杀绝,斩草除根,恐怕我们的党和国家还维持不到一九七六年。正是因为上面,有周总理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自觉地抵制、缓冲,尽可能减少极左的危害,下面,有千千万万干部群众,包括你这样的农村基层干部,从一种健康的本能出发,不自觉地在过滤这些脏东西,我们才能有所进步,有打倒‘四人帮’这一天,有三中全会的胜利。这就是我们民族的‘自我净化’。肮脏的东西总会被过滤掉,被沉淀下去……所以,现在咱们县推行生产责任制的时候,我决不强迫命令。我相信,除了文化大革命里蹿上来的那些人,大家都能从自己的经验里发现什么好,什么不好,把不好的东西过滤掉。是不是,你说呢?……”

他当时没有说什么,现在,他从自己回忆的深井里提取出了什么来呢?

现在,贺立德还把他拿来做“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例子,仿佛“过去的办法”真能让庄户人都富起来似的;还有那些文化大革命里蹿上来的人把他当成抵制包干到户的挡箭牌……

“熊!”这个桀骜不驯的汉子啐了一口,“拿你们爱用的话说,我要跟你们那一套‘决裂’了!”

没有谁比他更熟悉农村,比他更敏锐地感觉到庄户人精神的变化。包干到户体现的不仅仅是庄户人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庄户人的权利。过去他们没有权利,只有依附在他的羽翼之下苟且活命。他对上面承担责任,他在上面“过滤”,而庄户人则是被动的,既没有权利也不承担责任。

“就是应该把地包给个人!庄户人有了权利,才有责任心。每个人都承担责任,都来‘过滤’,咱们国家的‘自我净化’才能更快点!”他想,“可话说回来,集体还是有集体的好处。该包给个人的包给个人,该由集体管的还得抓起来,比如吴尚荣的修理厂……”

太阳升起了,家畜开始吼叫起来,什么地方传来铁器的撞击声,听起来庄严而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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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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