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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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回深圳了。因为该见的人全部见到了。甚至还有许多原本没打算见的人,也见了。

我见到史常红。都什么年代了,他居然还穿着当年的学生装。就是那种下面两个口袋上面一个口袋的那种。像当时的军队干部装,但少了上面的一个口袋。也像中山装,却把中山装露在外面的口袋藏到了里面。史尝红变得比以前爱笑了。一见到我就笑,神秘地笑。他说我刚被特招他就回来参加毕业典礼,领毕业证。我说你早就上班了怎么还能回来领取毕业证呢?他说你不也一样嘛,没毕业就提前拿了毕业证,还突击入团了呢。我点头,承认。他兴奋地告诉我,参加毕业典礼的那天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事情——在金大屁讲的最得意的时候,他猛地一下把金大屁推下台,让金大屁来了一个“狗啃屎”。这故事我早听说过,但一直怀疑是假的,因为当年站在操场上听金大屁训话的时候,我也想过从背后绕上去,突然把他从台上退下来,但我只是想想,没敢做,所以我就怀疑这个故事瞎编的,今天听史常红自己当面对我说,我才相信确有此事,并且感觉蛮过瘾。

我见到了苗军。苗军仍然穿军装,这次是深色的毛料军装。我懂,这叫将军服。我祝贺他当将军了。苗军却说军装不是他的,是他外公的。外公一九五五年授勋时穿的军装。我谢谢他,谢谢他妈妈当年推荐我去了建设兵团文工团。苗军却说他妈妈偏心,明明知道我的音乐天赋比他好,却只推荐我去建设兵团文工团,而把他推荐去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我说这就不错了,我不是部队子弟,推荐了也没用,还不如去建设兵团。苗军笑笑,说也是,如果你去了正规部队,就不能参加一九七七年的高考了,还说他就错过了,如果我也错过,我们那一届就剃光头了。是吗?我想,难道我这个留级生为全年级争光了?

不用说,我还见到了苗军的妈妈。她依然那么年轻,依然那么漂亮,依然那么高贵,依然略带忧伤而更显安静。阿姨和我并排坐着,明显比史常红和苗军待我亲切,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和我对面坐的。我这才记起,阿姨总是这样善解人意地考虑我的感受。当年拉《三门峡畅想曲》,她就站在我傍边,让我排除一切杂念,想着不能让她失望,所以才越拉越顺手,越拉越投入。后来恢复高考,兵团那么多人,就我进了清华园,并不是我比别人聪明,而是我不敢让她小瞧,更不忍心让她失望,所以才不敢懈怠,在疯狂的岁月,冷静地啃下全套《知识青年自学丛书》。今天她依然这样,静静地坐在我身边,听我说,她自己不说,听着听着,眼睛里的忧伤逐渐换成了欣慰,并且把这种欣慰传染给我,令我也欣慰。

我还见到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同学。包括吴宝强同学和金达平老师。吴宝强虽因平脚板被挡在了文艺大门之外,倒也因祸得福,现在是十七冶的总经理,生拉硬扯要给我接风呢。金达平被史常红推下台不久,抽调到十七冶大公司“深挖洞”施工队当副队长,在一次事故中,为抢救队友,壮烈牺牲,成了烈士。既是烈士,怎么又能来见我呢?难道是他忠魂不散?还是我忘却不了?因为毕竟,我的档案里保留着他写的鉴定,据说按照这个鉴定,我可以当中央委员。

我决定回深圳。因为不想打扰别人,也不愿意被别人打扰,就跟当年同学们曾经不愿意接近我,也不愿意被我接近一样。难道离开故乡这么多年,我走了一大圈,却走了整整一个轮回?

现在,我已经回到深圳。我问自己:这么急着回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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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若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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