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静风

静风一词是气象专业术语,通俗地说,就是无风的意思。

其实风总是有的,有空气流动就有风,只是当这种流动小到一定程度(米/秒),我们感觉不到而已。人的知觉很有限,很多东西我们看不见,听不到,感受不到,但它们就潜伏在我们身边,甚至比那些有目共睹的东西还要影响我们的身心。

我把本部称为外部,不是玩花哨,而是想表明:有关李宁玉的故事已经结束,本部说的都跟那故事无关。跟什么有关?不好说。我觉得,除了跟该故事无关外,似乎跟什么都有关,杂七杂八的,像一出生活,什么事都有,就是没有连贯的故事。有人说故事是小说的阳面,那么这就是阴面了。出于迷信,本部的每一个字我都是选择在夜晚和阴雨天落成的,我想如果选择同样的时间阅读,也许会有些意外的收获。据说有一本书,1691年出版的《哈扎尔辞典》,读者在子夜后阅读它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保证我的书不论在何时阅读都不会招来任何祸水。

东风引发了西风,一场横跨海峡两岸的舌战势在必然。

从台北回来后,我一直在回避潘教授,他不知从哪儿探听到我去台湾拜访了顾老人家,短时间内先后给我来了一封邮件、两个电话和多条短信,问我行踪,表示很想见我。我以在乡下赶写稿子(事实也是如此,我在写下部《西风》),无暇见他来搪塞。我似乎是受了顾老的影响,对他有情绪。其实不是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和实际,可以说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心理。有些东西是可以想象的,我们见面绕不开要说起顾老讲的故事,他听了一定会组织人力予以反击。潘老是首当其冲的中锋大将,靳老(即老虎)和老K的长子陈金明可以当个左右边锋,王田香的女儿王敏和哨兵甲可以打个后卫,还有部分党史研究人员做个声援的啦啦队也是真资格的。一年前,正是他们的记忆和研究成果帮助我完成了上部《东风》,现在有人要对他们的记忆和研究成果进行毁灭性的剿杀,他们怎么可能袖手旁观?一定会集体反击的!

如果反击无力倒也罢了,反之则将严重影响我写《西风》的热情。写东西就像谈恋爱,稀里糊涂时感觉最好,等你把对方身体和心灵深处的几个凹凸面都摸透了,谈的恐怕就不是恋爱,而是人生了。人生的感觉无非就是咬牙:一种令人厌恶的感觉。我不想带着一种厌恶的心情,咬着牙来完成顾老讲的故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开潘教授的追踪,避而不见。我早想好了,先写出来再说,完了给他们看,听他们说。他们怎么说都可以,我将照搬不误,公之于众。总之,我不会偏听偏信的,我将努力做一个聪明的传声筒,争取挑起双方打一场时髦的口水仗,让他们把想说和不想说的真话、假话都一股脑儿端出来,接受世人的评判。我不相信鱼龙混杂的说法,我相信鱼就是鱼,龙就是龙,鱼龙混杂才能把鱼龙分开。

乡下是让人慢下来的地方。正如胖女人不是现代的美人一样,慵懒、缓慢也不是当今的时尚。这个时代崇尚速度和更快的速度,坐船去纽约或许会成为你是神经病或穷鬼的证据,男人和女人见面就上床不是什么新潮,更不是问题,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千万不要大惊小怪。相反,我至今还在用一部十年前买的手机,这成了一件比什么都叫人新奇的事情和问题,为此我受够了各种善心或恶意的夸奖或嘲笑。善心和恶意,夸奖和嘲笑,都是因为我失去了速度。速度,挑战更快的速度。速度,满足于更快的速度。速度,一群聪明人送出的礼物,一头风做的怪物,一条上去了就下不来的贼船。毫无疑问,今天你想拥有一部手机要比没有更容易,你想拥有一部新手机也比保留一部老手机更容易。这就是一个追求速度的时代的魅力,也是问题,速度裹挟着我们往前冲,我们慢不下来,慢下来就是逆流而行,需要我们付出双倍的气力和努力。

其实,我选择到乡下来写作也是为了速度,在这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徒,无亲无故,无是无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力和精神都消耗在慢慢的回忆和等待中。等待也是对速度的向往。换言之,主观和客观都为我的写作加快了速度,所以我有理由在给潘教授的邮件中自豪地写道:我相信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稿子,希望你阅后尽快给我回音……我是说尽快:一个带着速度的词,所有的撇捺都是翅翼,驾驭着它从我们眼前一掠而过,洒下一路呼啸声。

潘教授的回音姗姗来迟,而且严格地说,不是回应,而是报丧:潘老寿终,希望我去参加追悼会。我突然有点害怕,担心是我的稿子——顾老讲的故事——把他气死的。话说回来,如果确凿如此,我更应该去追悼。我没有选择,惴惴不安地前往。

果然,潘教授告诉我,他父亲正是在看我稿子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他以一贯的口吻,文质彬彬又带着思辨的色彩这样对我说:

“毋庸置疑,你的书稿是直接导致我父亲去世的诱因,但不见得他一定是被气死的,从理论上说也可能因愧疚而死。我觉得,如果你写的那些是真的,我父亲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依然谎话连篇,真是……怎么说呢?令人羞愧啊。我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七天,期间多次想开口说话,终是一语未破,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这也符合他的身份,带着秘密离开我们。”

我感到无地自容,像害死了一个婴儿,不知该如何谢罪。

潘教授倒好,非但不责怪我,反而主动宽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书面语言:“对一个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临的课题,甚至一个突发的喷嚏都可能让他走。你起的作用无非就是一个喷嚏罢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是父亲唯一的孩子,父亲走了,我可以代表父亲向你承诺,我们潘家人决不会追究你什么的。如果需要,我可以为你立字作据。”

之豁达,之通情,之友好,令我感激涕零。

我私以为他对我的宽容和厚爱,一定将成为他要求我打压顾老、捧举潘老的砝码。就是说,他对我好是有私心的,他心里有个小算盘,付出一点,索取更多。与其让他来索取,不如主动奉上。这样想着,我便讨好地向他表示:顾老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可以尽管指出来,我会充分尊重他的意见,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毁掉稿子。

错!没这回事!根本没有。潘教授明确地告诉我,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不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需说。”潘教授从容不迫地对我说,“我相信父亲的功过组织上自有定论,个人说什么都是白说,没意义的。”

正因此,潘教授对组织上替父亲拟定的悼词尤为看重,多次提出修改意见,认真到了咬文嚼字、锱铢必较的地步。认真不等于如愿,从他不同意我对外公开悼词这一点看,我有理由怀疑他对最后拟定的悼词是不满意的。

作为那代人的最后一个逝者,追悼会开得是足够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职的特别单位701专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报纸上刊登了讣告,来吊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一级的领导,把规模和规格一下子扩大了,拔高了。

追悼会持续三天。第一天来参加吊唁的全是死者亲人、乡亲,会上哭声一片;第二天来的都是潘老生前的战友、同事和701现任领导及各部门代表,他们人人庄重肃穆,会上几近鸦雀无声;第三天主要是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加上部分前两天该来而没来的,还有个别未经邀请自己闯来的。当然,靳老、老K的长子陈金明、王田香的女儿王敏和哨兵甲等家人都来了。来人都赠送了花圈,最后花圈多得四辆卡车都拉不完。

整个吊唁活动结束后的当晚,潘教授到宾馆来见我,给我带来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我的稿子,一个是一盘光碟。稿子是我从网上发给他的,其实没必要还我(本来就是他打印出来的),他特意还我,我理解这是带着一种情绪的,也许有点眼不见为净的意味吧。我收下稿子,问他:“难道你真的不想对它发表意见吗?”他摇头,再次表达了那个意思: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

我其实是希望他说的,沉默有点认错的感觉,好像真理就掌握在顾老手上。在我再三劝说和鼓动下,他突然冷不丁地问我:“你注意到没有,第二天,父亲的单位,701,来了那么多人,有谁哭的?没有一个人哭,也没有谁流下一滴眼泪。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群不相信眼泪的人。”

我不解其意,问他:“你想告诉我什么?”

他说:“你稿子上不是写着,顾老最后决定帮我姑姑把情报传出去,是因为我姑姑的眼泪感动了她,你觉得这可信吗?要知道,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相信眼泪。说实话,作为父亲的儿子,我说过了我什么也不想说,但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一个了解这群人特性的读者,我觉得这……值得推敲,你把一个关键的情节落在一个可疑的支点上,这也许不合适吧。”

我预感到,反击开始了,可转眼又结束了。除了建议我把那个关键情节改掉外,他再无异议,多一个字都不肯说。看事看样,听话听音,我明显感到他有话可说,可就是不肯。为什么?我问他:“你的沉默让我感到奇怪,你为什么要保持沉默?”他沉默地走了,坚持不置一词。四个小时后,我突然收到他一条短信,发信的时间(凌晨三点)和短信的内容,无不说明他正在接受失眠的拷打。我想象,一定是失眠摧毁了他的意志,让我有幸看到这么一条短信:

我为什么沉默?因为她(顾老)是我的母亲。他们像某些浓缩的原子,因外力而激烈地分裂……就让他们去说吧,你能对父母的争执说什么?除了沉默,别无选择……

触目惊心!令我心里雪亮得再无睡意。

两个小时后,我在失眠的兴奋中又迎来了他的一条短信:

请不要再找人去打探我父母的事情,我希望一切到此为止,明天我安排人送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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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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