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尾声

雷云龙团伙覆灭后,公安人员清理玫瑰山庄的物品时,在一个打开的保险柜中发现一把五四手枪,公安人员一下子就看出这把手枪和他们配备的手枪型号一样。核对手枪编号,竟然是头年春上被枪杀的市公安局副长骆远征的手枪。后来做弹道擦痕测试也证实了这一点。骆远征就是被这把属于他的手枪打死的。

去年6月市中院以“事实清楚,本人供认不讳”为依据判处马启明死刑,马启明上诉至省高院,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原法院重审。半年后,市中院再次做出同样的判决,马启明又上诉至省高院,省高院以和上次同样的理由发回原法院重审。市中院经过认真研究,最后决定接受省高院建议,改判马启明死缓。马启明又上诉至省高院,被驳回。市中院判决随即生效。

省高院第二次发回重审时仍在强调物证,即要找回那杀人的手枪。现在凶器找到了,但似乎与市中院所认定的“凶手”马启明无关。

审讯中有不少黑帮成员称雷云龙曾在去年的“饕餮之夜”吹嘘过骆远征和林岚是他所杀。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不要怕手上沾血,手上沾的血越多,你就越强大;我杀人无数,你们谁都没我杀人多,所以你们要听我的……骆远征,你们知道吧,他是市公安局副局长,够厉害吧,还不是被我给杀了吗?还有和他在一起的那个骚货,这两个人都是我杀的,谁把我怎么样了?”

看来马启明案是一桩冤案。

马启明的律师名叫耕云,关于他的名字还有一个典故。

刚入大学时,老师点到他的名时,和他开玩笑道:“你的名字叫耕云,耕了云,你准备种什么呢?”

他理直气壮地说:“种公正和正义,老师。”

“我以为要种星星呢。”

“老师,那是诗人的想法。”他不知道这个年轻教师正是一名诗人,所以有些冒犯。

但老师并未怪罪,还表扬了他,说他只要抱定这样的宗旨必能成为一个好律师:“把每一次成功的辩护比作一颗星星,今后你就会感到天空越来越灿烂。”

在大学时耕云立志向丹诺学习,决心成为一名伟大的律师;可是刚踏上社会,就到处碰壁,屡辩屡败,屡败屡辩。尽管如此,他不改初衷,仍然坚持为“公正和正义”而战。当初,许多律师都不愿接手马启明案子,原因不单单是他们认为刑事案件没油水,更主要的是他们不想得罪检察院,以前他们吃过这方面的苦头,如今长记性了。耕云与他的那些很会赚钱的同行截然相反,越是棘手的案子他越是有兴趣,为此他多次莫名其妙地被检察院传唤。

马启明的案子是他主动要求当辩护律师的。他坚信马启明无罪,他说傻瓜都能看出来马启明是无辜的。可是第一次判决给了他当头一棒。并非他的辩护失败了,而是他的辩护根本就没被法官听进去,或者说法官根本就没打算听他说什么。针对公诉人的指控,他为马启明做了无罪辩护,其依据是:

一、马启明没有作案动机。公诉人称马启明发现妻子奸情后蓄意杀人报复,依据的只是马启明的口供,而口供是靠刑讯逼供取得的,不能采信。事实上马启明夫妻关系一向很好(有多份证言),案发前他并没发现妻子红杏出墙,即使发现了他也不会采取过激的措施,这从他在案发后的表现就不难看出来。

二、马启明没有作案时间。案发时,马启明正在派出所,他还和副所长一起去“老王家”喝牛肉汤(有证人、证言)。

三、没有关键的物证。那把行凶的手枪一直没有找到,按照常理,当事人一旦“供认不讳”,不大可能在是否提供凶器藏匿位置这样的细节上“顽抗到底”,惟一合理的解释是当事人根本不是凶手,他怎么可能有“凶器”呢?即便他是魔术师,他也变不出真正的凶器来。至于当事人供述他把手枪扔进了江里,纯粹是胡乱应付。在当事人做此供述之前,当事人曾有过13次供述,每次位置都不一样,公安人员曾带着当事人去搜查过几个地方(有证言),结果如何呢?

四、马启明行凶从逻辑上说不过去。假设马启明像公诉人所说的那样蓄意杀害妻子和骆远征,那么他一定会做一番精心准备。他不会使用自己的手枪,这毫无疑问,因为这样很容易被发现,但这不等于说他事前一定知道他能夺取骆远征的手枪,并用这把手枪杀死骆远征和妻子。那么他是如何“精心准备”的呢?

判决是残酷的,也是最严厉的。他的辩护没有被法官理睬,就这么回事。尽管每一个旁听者都赞赏他的辩护,并且几次为他鼓掌,但毫无用处,判决是由法官做出的,不是由坐在旁听席上的人做出的。

判决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当时就傻了。这件事让他想了许多,以前他怀疑有些法官水平太低,不学无术,对案件和法律的理解不深,致使做出的判决不能令人信服;现在他恍然大悟,这些法官水平低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他们的道德颇值得怀疑。

为此,他大病了一场,高烧40度,他甚至说起了胡话:“我有一个重大发现,我看到了凶手……不,不是那个被审判者,他是冤枉的,他没有杀人……凶手是个别审判者,他们乱用法律的名义要将无辜者处死……他们,他们是真正的凶手……他们杀人,但手上不会沾血……与一般的凶手比起来,他们更肆无忌惮,更冷酷无情……权力腐蚀人的灵魂……他们不是白痴,他们能判断是非,他们知道那个站在被告席上的人是冤枉的……为什么明知冤枉也要重判?面子?立功?减少麻烦?或者仅仅因为被告无权无势,冤枉他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多么可怕呀,有些灵魂……我不想干律师了,毫无意义……鲁迅先生当年为什么放弃了学医?因为他看到国人的灵魂病了,他要疗救人的灵魂……我要改行,也去疗救人的灵魂……让良心回到人的胸腔里,让道德左右人的行为,让公正和正义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让人别那么卑鄙,别连畜生都不如……”

醒来后,耕云好像将高烧中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他没有改行,继续做着他的律师,继续为马启明的案子操心。

他对前来探望他的马启明的父母说:“别放弃希望,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当时,第一次判决宣读之后,他就是这样安慰两位老人的。

为了让老人放心,他拉住几个旁听的人,询问他们对判决的看法,得到的回答如出一辙,都不相信马启明是凶手,说他可能被冤枉了。“听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怕,我们还可以上诉,省高院的法官们肯定不会是这个水平……”

上诉的结果是发回重审。一年半来,这个案件在市中院和省高院之间反复了多次。最后市中院网开一面,给马启明留了一条性命,由前两次的死刑判决改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马启明在看守所待了一年零6个月又7天后,被移送到了水台子监狱。

“永远不要放弃希望!”一年半来,耕云一直用这句话告诫马启明父母,也告诫自己。一次次的可怕判决,让他感到无奈和疲惫,但更多的还是感到愤怒。他虽然表示还不放弃,要继续申诉,但他知道翻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马启明的父亲一年半来仿佛老了10岁,去年他的头上只有零星几根白发,现在却已经花白了。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他和马启明的父亲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耕云,你看还有希望吗?”

“还可以申诉。”

“你知道的多,你说申诉到底会有用吗?”

“只有这一个途径……”

“会有用吗?”

“可是……没别的办法。”

“我是说申诉能管点用吗?”

“也许吧,我们尽量争取……”

“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

“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翻案的那一天。”

“我老了,我怕活不到那一天……”

“老伯,你要有信心。”

“你不会放弃吧?”

“不会!”

“这就好!”

这之后,马启明的父亲突然出门上访去了。他是悄悄走的,他怕老伴拦他,也怕耕云不让他去。看来他并不相信耕云说的申诉是惟一的途径。他留下一个纸条,上边只写了四个字:

我去上访

耕云想像着马启明的父亲可能在机关大楼里进进出出的徒劳,将遭遇不负责任的冷漠和推诿,有时也会得到一点同情,甚至还会得到一点儿施舍,但有一样很难得到,那就是他最希望获得的公正和正义。他会去翻捡垃圾,他会在桥洞和屋檐下过夜,他会被遣送……想到这里,耕云感到他的心像被铁钳夹着一般,疼痛,滴血,他一个人跑到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又到江边痛痛快快哭了一场,才又振作起来。

耕云从马启明父亲这儿得到启示,除按程序申诉外,他起草了一封上访信,打印多份,到处投寄。每一封寄出的信都意味着一个希望,尽管是渺茫的希望,但也是希望。

他到水台子监狱去探监。作为委托律师很有必要见见委托人,再者,还有申诉状需要马启明签字。

水台子监狱在新田县前湾乡境内,从临江市到新田的班车很多,从新田到前湾上下午各一趟班车,从前湾到水台子监狱没有班车,但可以租机动三轮,不贵,5块就能拉到。耕云早饭后就去赶车,辗转到水台子监狱已经下午3点半了。

马启明听说父亲踏上了上访之路,眼睛湿润了。他们沉默着,舌头像是被大石头压着一般不能动弹。马启明忍住没让眼泪落下来,他不想让人看到他的眼泪。

耕云和马启明坐在一张桌子的对面,有一名狱警打横坐着,与他们保持3米的距离。耕云拿出申诉状,扬起来向狱警解释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推给马启明,让他签名。

马启明看看申诉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他迟迟不签字,他问了一个和他父亲一样的问题——

“有用吗?”

耕云本想说希望很渺茫,但话到嘴边却成了——

“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马启明说:“现在我就是靠希望活着。”

耕云想像不出如果没有希望马启明如何忍受恶劣的环境、铁板一样的孤独、逼仄的空间和泛滥成灾的时间。

马启明又说:“没有希望我早就疯掉了。”

耕云看着马启明的眼睛,那双曾经充满愤怒和怨恨的眼睛现在看上去很沉静,沉静中透出炽热的期待。马启明在申诉书上签上了他的名字。

耕云理解马启明的眼神,这个男子汉正在承受的痛苦是无法想像的,妻子的横死、人所共知的绿帽子、自己的被冤枉、父亲的上访,等等这些都压在他的心上,他哪怕一分一秒也摆脱不了,夜晚难以入眠时咀嚼的必然也是这些,只有依靠睡眠那伟大的赦免功效,心灵才能获得短暂的自由……

沉静,这是包含了多少痛苦的沉静啊!

耕云会见了马启明之后,又和监狱长聊了一会儿。监狱长很同情马启明,支持他申诉,并答应尽量照顾马启明。

从水台子监狱出来时,已是黄昏,一阵阵秋风吹来,竟然很有些凉意,他把灰色风衣裹了裹。他正在发愁怎么到镇上时,一辆三轮车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突突”地开了过来,停在他身边。他一看,还是来时他乘坐的那辆。

“上来吧,别的没车了。”三轮车主说,“就我知道这儿还有一单生意。”

耕云爬了上去。车主说:“回去和来时的价钱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法儿?”

“来时5块,回去15块。”

“太宰人了吧?”

“市场经济嘛,我要不拉你你还不得走回去。”

耕云别无选择。

回到镇上,街灯已经亮了,往县城去肯定没车了,耕云不得不在小镇上住一夜。

小镇上只有一家旅馆,在镇外敬老院里。所谓旅馆,其实也就是敬老院的一部分,老人没有住满,有几间空房,收拾一下,就开了旅馆,服务员都由老人充当。条件虽然简陋,倒是干净。这个敬老院据说是市民政局拨款建的,因为市民政局长的老家就在这个乡。院子里种了花草树木,长势葳蕤,晚上看去阴森森的。一个瘦得净是骨头的老人告诉他厕所在哪里,并给了他一个手电筒。

院子里静得很,好像没住人一样。他问旅馆里有几个客人,老人说今天就他一个。他又问这儿有多少老人,老人说28个。看来老人们都很安静。他上厕所回来时,猛然看到树阴里有一个老人,像个幽灵,吓得他毛发直竖。回到房间,正好那瘦得净是骨头的老人给他拎了一瓶开水进来。他问哪里可以吃饭,老人说镇上。

耕云来到镇上,有3家饭店还在营业,他选了一家相对干净一点儿的;吃过饭后,他问镇上还有没有别的旅馆,店主说只有敬老院一家旅馆。这样说来,那个三轮车主没有骗他。

回敬老院要穿过一片树林,路上没有灯,树林里很黑,幸亏他打着手电,否则他真怕自己会迷路。

回到敬老院,铁门已经锁上了,他进不去。他记得出来的时候老人告诉过他9点钟要锁门的。他叫了好半天,也没人出来给他开门。他想老人耳背,可能听不见,于是就想翻院墙进去。他正在逡巡,门却开了,开门的还是那个瘦得净是骨头的老人。

他说对不起,忘了时间。老人说他在惦记着他呢。

敬老院外边就是田野,夜里许多秋虫在田野里和院子里合唱。他仿佛又回到了童年,那时夏夜在打麦场上睡觉,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合唱……那个又瘦又小的男孩,在苦难的大地上撒欢、幻想、做梦,不过,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做一个律师,那时他还不知道何为律师,甚至连这个名词也没听说过……30年前的他没法设想现在的他,现在的他也必定无法设想30年后的他,真是世事苍茫,浮生如梦啊……

他又想到水台子监狱里的马启明,他此时也在听秋虫的合唱吧,他会不会也想到童年,会不会也生出万千感慨?30年后,他还会待在监狱里吗?说实话,耕云对申诉基本上不抱什么希望,如果没有经历过一次次的庭审,没有经历过一次次固执的判决,他对申诉还是会满怀希望的。他知道所有申诉状最终都要转到市法院,说不定都要落入主审法官的手中;一次次当庭辩论都毫无用处,申诉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他之所以来见马启明就是想摸摸马启明的态度:如果马启明认命的话,他会劝他,让他“永远不要放弃希望”;但最终他会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的,他不想陪着他们熬下去,他觉得毫无意义。见了马启明之后,他动摇了,他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退出对马启明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是不道德的。他做不出来。他注定要与马启明一家休戚与共……

夜里他听到了一些声响、一些说话声、一些脚步声,模模糊糊的,不很真切;当时他并没有完全醒来,所以早上醒来时他还以为那是他做的梦。天刚亮,外边就人影幢幢,他从窗子里看出去,外边有那么多老人在走来走去,表情都很严肃。

他起来到院子里的水池上去洗脸,正好碰到那个瘦得净是骨头的老人。老人问他睡得好吗,他说睡得很好。

老人说:“夜里小米去了。”

耕云一脸茫然,他听不懂老人说的什么。

老人解释说:“小米95了,她自己都活得不耐烦了,夜里从床上摔下来,就走了。”

“这会儿呢?”

“在她房里,大家伙儿这都去告个别……”

接着老人介绍的情况让耕云感到震惊。老人说她不是本地人,她老家在江西,她7岁就给人做童养媳,16岁参加农会,后来当民兵,再后来参加了红军,当卫生员,和一个红军团长结婚,然后就是长征,丈夫死于长征途中,她到了陕北。彭德怀派她和另外3人到武汉采购药品,她们在武汉被抓,两人死于狱中,她与另一女红军被押赴刑场,遇到游击队劫法场,她跳了崖,被一农民救起,这个人就是她后来的丈夫。她一直想找到原来部队,可是兵荒马乱的没能找到,而过路的部队又不相信她的故事。她和丈夫同居10年,直到1948年才同房,1985年她回江西老家,在她老家的那个县里还有她的烈士墓,与她第二任丈夫在一起。她还祭奠了一番……

回临江的路上,耕云老是在想夜宿敬老院的经历,有一种说不清的神秘感在其中。命运,他觉得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存在于他的生活中,甚至像空气一样存在于他的呼吸中。命运无常,这是他的深切感受。死于敬老院的那位被亲切地呼作“小米”的老人,她的经历多么坎坷,她的死又多么平常!

联想到马启明的案子,他忽然觉得马启明是被命运抛进了一个可怕的大机器中,他抗衡不了这个机器的强大力量,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产品”。人的一生是不可逆的,当几十年后,马启明默默无闻地死去时,有谁来为他的冤案负责?

“不能放弃,绝不能放弃!”他想,“一定要抗争到底!”

回到家,耕云决定多管齐下为马启明翻案。

首先,他直接去找市长王绰,可是市长不在办公室,没人告诉他市长的行踪,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到省里开会了,有的说下乡了,有的说出国考察了……好像市长有分身术似的。总之,见市长比登天还难。他把材料留给了市政府办公室,让他们转交市长。

其次,寻求媒体支持。他往多家报社投书,希望报纸能报道此事,但基本上没有回音;他又一家家给报社打电话,接电话的人好像串通过一样,回答如出一辙,那就是:表示同情,但这样的事太多了,已经没有报道价值了。他托了朋友,也没有多少用。

马启明父亲的上访也没有什么结果。

耕云总是劝别人“永远不要放弃希望”,现在他又这样劝自己。

他没有放弃,他想,既然媒体不报道,他何不写一本书来说说这件事,为此他向文联打听了出书方面的事。文联主席说现在出版界的事情很难说,你写出来也许出版不了,也许不但出版了,还能成为畅销书……这等于没说。

耕云正在考虑要不要动笔写书,忽然从报纸上看到本地黑帮被铲除的报道。他没想过这件事和马启明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几天后,后续报道出来,提到那把手枪,他一下子呆了:原来如此!

他拿着报纸看了又看,竟然看得热泪横流,心里的滋味很复杂,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悲伤,或者二者兼有,或者二者之间的情绪全都齐集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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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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