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真相大白
五月的夏威夷气候宜人，而清晨的景致更加妩媚。金色的阳光透过一层一层的棕榈树叶，均匀地洒落下来。微风吹拂着绿色的枝条，沙沙作响。拥挤在法庭外的记者似乎比被吹动的树叶还要多，他们在昨天晚上才刚刚得到消息，原定在两天后才公布的终审判决将于今天提前公布。朱迪州长已事先下令，禁止与本案无关的一切人员进入法庭旁听。所以，只有两方的当事人、律师以及一部分记者才能进入法庭旁听。
现在，已经快十点了。大约在九点左右的时候，我就和达伦、林赛来到了法庭。达伦和卡雷见过面之后，两个人就一起进入了戴维斯法官的办公室里，一直到现在，还没有露面。林赛也进了法庭，坐在被告席那里等待着。我一直呆在外面，靠在卡米阿米哈国王雄伟雕像的底座上，惬意地享受着明媚的夏威夷阳光。要知道，很快地，我又该重回芝加哥了，在那里，溽热的夏季会很快取代明媚的春天的。
这时，四辆海军军方的汽车缓慢地行驶过来。在第一辆车和最后一辆车上，坐的是护卫的海军士兵们；汤米、泰拉以及福斯特克夫人乘坐着第二辆车；而琼斯和罗德坐在第三辆车上。陈·阿帕那早已等候在法庭的门口了，作为警方的代表，一路护卫着他们进入法庭。法庭门口的记者们早已围了个水泄不通，七嘴八舌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他们一行人却始终一言未发。
应该承认，这四名谋杀案的被告，看上去有些过于平静了，甚至他们还带着些微微的喜悦，迈西一家人还微微带着些笑意。泰拉脱下那身黑色的衣装，换上了一身时髦的浅蓝色女装，戴着与之相配的女帽。福斯特克夫人仍然穿着那一套华贵典雅的黑色套装，不过脖子上却系了一条色彩鲜亮的丝绸领巾。汤米又换了一身新的西服，打着棕色的领带，看上去英俊得体。琼斯和罗德也是一身正式的西服打扮，打着领带，只不过他俩不只是微微有些笑意，而是欢快地笑着，手里还夹着香烟。
我也跟在他们后面走了进去，随便地坐在林赛的身边。头顶的风扇“嗡嗡”地响着，听上去声音比平时大了很多，这可能是由于大批的好奇听众禁止入场，旁听席上的听众数量锐减，所以法庭内不像平日那样喧闹的缘故。
没过多久，达伦和卡雷从法官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达伦满面春风，卡雷却显得闷闷不乐，看起来他们之间的碰头会已经结束了。随后，他们各自走到自己的座位处，坐了下来。法庭的工作人员大声说着，让庭内的人员肃静下来。最后一次的开庭就这样开始了。
监守官大声宣布说：“阿尔伯特·琼斯，请起立。”
琼斯站了起来。
戴维斯法官宣布道：“阿尔伯特·琼斯，你的谋杀罪名成立。根据有关的法律规定，你将在俄阿岵监狱中服刑十年。你对本判决有什么异议吗？”
“没有，法官阁下。”
说这话的时候，琼斯仍是满脸笑容，对于这样的判决来说，琼斯的反应可说是太过异常了。坐在一旁的达伦，看上去显得十分不自在，这个海军的笨蛋士兵，难道他就不能做出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吗？这也总比他满脸堆笑要好得多。
其他的三名被告都被判以同样的处罚。虽然在接受十年的监狱判决时，他们的表情都似乎过于平静了，毕竟，他们谁也没像琼斯那样，面带笑容。
这时，卡雷从原告席上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他那身白色的亚麻西装后，面向法官，说道：“控方请求法官大人下发收押令。”
戴维斯法官点了点头，说道：“提议被通过，卡雷先生。不过，在被告们被送往俄阿岵监狱之前，请监守官清出法庭内的一切闲杂人员，只允许被告与双方律师留下。”
于是，那些被允许旁听的记者只得离开，他们边走边抱怨着，重新加入到在庭外等候的好事者之中。
记者们刚刚离开，就有一个高大威严的身影出现在旁听席中间的过道上，他身穿一身棕色的西装，打着一条鲜黄色的领带。不过一套便装也掩盖不住他的军人气质，他看上去英气勃发，一双晶亮的眼眸中闪现着坚毅和愉快的光芒。
“他就是罗斯上校。”坐在我身旁的林赛小声提醒我。
戴维斯法官把签好的收押令交给了罗斯上校，这情景不禁使我哑然失笑。在那份福斯特克夫人伪造的传唤令上，最后的落款也是他的名字，虽然那上面的签名是伪造的。
紧接着，罗斯上校带着被告一行人走出了法庭，达伦、林赛和我紧紧地尾随在后面，卡雷并没有跟我们一起走出法庭。在走出审判庭之前，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正半坐在原告席的桌子上，交叉着的双臂抱在胸前，脸上挂着一抹嘲讽的笑容，似乎正在对“古怪的”执行程序大发议论。
等在外面的记者和被告的亲友（伊莎贝尔也在其中）一见到我们走了出来，马上围了上来。这浩浩荡荡的人群走在大街上，很像在举行示威游行。在卡米阿米哈国王雕像的路口处，我们停顿了一下，好避开过往的车辆，就是在这里，乔·卡哈哈瓦被绑架了。
罗斯上校一路带领着我们，穿过国王街，转过一个十字路口，随即走进了一个宽敞的庭院。走在修剪齐整的绿色草地上，我看了看身旁的人群，这情景很像彩衣吹笛人领着他的老鼠群，只是不知前面是不是万丈悬崖呢？耸立在我们面前的是巍峨气派的伊俄拉尼宫——一座有些不伦不类的洛可可式建筑。
经由宽大的台阶，我们一行人进入了宽大的前厅。墙上到处挂满了画像，画像中的波利尼西亚人都穿着欧洲风格的贵族服装。
和在法庭的情形差不多，闲杂人员（包括记者、被告家人）被留在了接待室中。我们几个人——四名被告、达伦、林赛和我，在罗斯上校的带领下，沿着旋转型的楼梯继续向上。楼上是夏威夷州的行政管理部门的办公室——州长的办公室也在其中。
我刚巧走在琼斯身边，他还是笑得像个傻瓜一样，不过，至少，他还识趣地扔掉了手中的香烟。从进了伊俄拉尼宫开始，他就一眨不眨地盯着头顶的浮雕装饰，那些雕饰的确精美异常。
“这真是个相当不错的监狱，”他由衷地赞叹道，“看来我的运气比另一个伙计——艾尔·卡朋强上百倍。知道他呆在哪儿吗？亚特兰大监狱，我听说他们把他用特别专列送到了那里。”
“那是他没有你这样的一个大律师。”我淡淡地答着。
说话间，罗斯上校已把我们带进了朱达州长的办公室里。州长的办公室十分宽敞，地上铺着红色的地毯。朱迪州长从他那张宽大的红檀木办公桌后站了起来，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他身材不高，戴一副黑框的圆形眼镜，看上去平易近人。他轻轻地摆了摆手，示意我们坐在他的对面，椅子的数目和我们的人数正好相符。看来，我们的到来早已被安排好了。
“请坐吧。”
我们几个坐了下来，州长也坐了下来。他将双手叠放在办公桌上，身子靠向后面，那脸上的表情看上去更像一名听讼的法官，而不是一位州长。
“达伦先生，你到这里来，是不是希望我听一下你的请愿书呢？”朱迪州长对达伦说话的口气里有着几分敬意。
“是这样的，阁下。”达伦一边回答，一边将一只手伸向了林赛，林赛取出一个卷轴，递到他的手里。在我这个外行人看起来，这仪式有些荒唐可笑，不过和这样庄重的氛围倒是十分吻合。
“下列被告，”达伦沉稳有力地念道，“谨怀诚挚敬意，恳请尊敬的阁下依据您的行政职责，考虑陪审团的提议——他们曾建议对被告宽大处理，减轻在上述一案中被告的处罚期限。”
说完，达伦就站起身来，然后，庄重地向前几步，将刚刚念过的卷轴递交给朱迪州长。朱迪州长——显然非常清楚卷轴中所写的每一个字——仍旧将它打开，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然后，沉吟了一会儿，似乎在考虑着什么。我不动声色地打量着他，心想，这一切究竟是在蒙骗谁呢？
终于，朱迪州长下定了决心，开口说道：“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份请愿书，并考虑到陪审团所提出的宽大处理的提议，同意你们的请求。现在为期十年的苦役期限减少为一个小时。这一处罚请在罗斯上校的亲自监管下实行。”
猛地，福斯特克夫人站了起来，双手合拢，那样子就像是言情剧中的痴情少女，“啊，天呐，这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尊敬的州长阁下，我衷心谢谢你。”
于是，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朱迪州长不得不和每一个人热情地握手。琼斯和罗德更是口无遮拦：“嘿，谢谢！你真不孬！”
在圆形的镜片后面，朱迪州长的眼睛紧眯着，这样一个场面，大概很出乎他的意料，他似乎有些手足无措，说不定，他为自己的让步觉得有些羞愧不安。处在兴奋和激动中的几名被告毫无头绪地说着一些不搭边界的话，汤米一反法庭上的阴郁，兴高采烈地说：“我多希望现在我是在肯塔基呀，这样的话，我就能亲眼看见我妈妈的笑脸。想想看吧，她知道这消息后该有多高兴呀！”
朱迪州长终于忍不住了，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呃，我们……你们……呃，我是说，你们都不错，呃，运气不错。祝你们以后好运。我想，就这些吧。”
这是说，我们该离开朱迪州长的办公室了。
几分钟后，除却朱迪州长之外，我们几个人都到了王宫里宽敞的二层平台上。记者们早已等候在那里了，闪光灯此伏彼起，快门声响个不停。当记者们知道我不是什么大律师，而不过是达伦手下一名小小的调查员后，就有些无礼地让我退出那个拥挤的小团体。不过，这倒正合我的心意，我神闲气定地站在一旁，微微笑着，独自欣赏着这热闹的场面。猛一看上去，他们几个人就像是班级的荣誉学员们在庆祝自己的成绩，殊不知，这是被判罪的被告与他们律师的一张“全家福”。
达伦的脸上挂着亲切的笑容，不过笑容里却隐约透出几分疲惫和勉强；罗斯上校倒是笑得真心诚意；那四名被告更不用说了，几乎个个是笑逐颜开；只有林赛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抱着双臂，眼睛盯着别的地方，表情有些恍惚，似乎在想着什么。作为伟大的卡莱斯·达伦的助手，他一定收益不浅；不过，也许他没能学到自己真正想学的东西。
格丽斯·福斯特克在人群中往来穿梭，谈笑风生，看上去确实是只美丽的社交花蝴蝶，只不过，她发表的见解大多蠢不可及。“真的，我从未这么高兴，能重返美国，真好！”她这样对一位夏威夷《艾德沃斯报》的记者评论着。出于礼貌那名记者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因为此刻她正是站在美利坚的土地之上。
这时，另一名记者插进来，问她是否会在一种更愉快的氛围下，重新回到夏威夷观光。她的连篇傻话全都停止了，“不，离开夏威夷以后，在有生之年，我绝不会重新踏上这块土地的。”她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这番话的。紧接着，她又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她真诚地希望她所遭受的这些磨难，能引起人们的道德心，从而使火奴鲁鲁成为一个“对妇女来说，更为安全的地方。”
在这片闹哄哄的嘈杂气氛中，伊莎贝尔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她悄悄地走近我，用一只手轻轻握住我的胳膊，兴高采烈地向我说：“多好啊！”
“是啊，我高兴得直想在草地上翻上几个跟头。”
她假装生气，皱起漂亮的眉头，“好了，别这么发牢骚了。内特，我知道怎么能使你高兴起来。”
“是吗？”
“我的‘朋友’走了。”
“哪个朋友？”
“你知道的——我的老‘朋友’，就是那个朋友。”
“嗯？哦，是吗？那你是想让我和你一起回酒店了……呃，我们可以游泳，或者干些别的事？”
“干些别的事。”她重复着我的后半句话，接着，就挽住了我的胳膊。
看来伊莎贝尔心情不坏，她想好好地庆祝一下，于是，我就被挑中了——谁叫我现在是她的“意中人”呢。再说，我的工作已经全部做完了。最近的这几天，我们压根就不在一起，更何况，来了一次夏威夷，我连皮肤还没晒黑呢。
现在，我也想去晒晒太阳；或者，干些别的事。
最先离开夏威夷的，是阿尔伯特·琼斯和艾迪·罗德。他们俩几乎“毫发未损”——他们的军阶原样未降。斯特林将军公开宣称：“海军方面拒绝承认这次开庭审判。”自然，这次审判的裁决也被他置之不理了。满载着海军将士的祝福，琼斯和罗德坐上了去往旧金山的驱逐舰，他们将经由巴拿马运河和大西洋回到美国。此次航程的目的地是巴恩基地——他们被调到了那里。
迈西一家，还有伊莎贝尔离开夏威夷的方式颇为奇特，他们是由海军派的驱逐舰悄悄送上“玛鲁鲁”号的。那份由卡雷律师签发的传唤令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不过，夏威夷警方也许还被蒙在鼓里，因为有几名负责任的警察下定决心要找到泰拉。
达伦夫妇、林赛夫妇和我是在码头上登船的。在码头上，我们愉快地接受了当地姑娘送上的五彩花环，在乐队演奏的《再见吧，朋友》的乐曲声中，我们上了船。
在甲板的过道上，我刚要走进自己的船舱。正在这时，一名本地警察和一名海军军官争执起来，那名警察身着便衣，而那名军官穿着制服，长着一个铲形下巴。
那名警察手里挥舞着传唤令，可那名军官偏偏挡在门口，不肯放他进去。
“你无权对我发号施令。”警察的口气十分强硬。
军官打断了他的话，“和我讲话时，要说‘先生’。”
那名当地警察一把推开军官，硬闯进去。军官却用力将他推了回去，“别把你的手放在我身上。”
“你别把你的手放在我身上。”
我远远看着，心想到底该不该走过去，终止这场孩子气的争执呢？在我还犹豫不定的时候，有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的背后响起：“住手！木其尼警探，你应该对海军军官尊重些。”
是陈·阿帕那，他手里拿着巴拿马草帽，走到我的身边。
“要是他们不肯听的话，”我半开着玩笑，“你的皮鞭一定会说服他们的。”
陈亲切地冲我笑了笑，“不，他们是会听的。”
果不其然，那两个人都乖乖地松开了手，看上去就像两只驯服的绵羊。接着，他们彼此握了握手，相互说着诸如“职责所在，不敢怠慢”一类的话。
“木其尼！”陈又喊了一声，那名警察小跑着过来，俯首贴耳地站在陈的身边。他看上去比陈要高出两头。
“当房子开始着火时，掘井就已经太晚了。你回总部吧。”
“是，阿帕那探长。”
立即，警察和他的传唤令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海军军官走了过来，谦恭地说：“谢谢您，先生。”
陈只微微点了点头。
正在这时，船舱的门打开了，汤米从屋内伸出头来，“一切正常吗？韦德曼上校。”
“平安无事，上尉。”
汤米谢过他之后，朝我点了点头，随即又关上了舱门。
陈陪我走进我的船舱。
我先开口问他：“你上船来，只是想确保传唤令不被执行吗？”
“不完全是的。我还打算向一位朋友道声‘珍重’。”
说到这儿，我俩握了握手，然后，开始随意地聊了几句——他的那个大家庭，他为什么不想退休……
汽笛声响了起来，他站起身来，微微鞠了一躬。然后，带上了他的巴拿马帽，预备下船了。
“怎么，不留下几句临别赠言吗，陈？”我盯着他。
这个精悍的小老头抬头看着我，刀疤脸上的眼睛顽皮地闪了闪。“案子结束之后的建议就如同葬礼之后的药一样。”
说完这话，他碰了碰帽沿，转身离开了。
在开船的第二个夜晚，我穿着那身笔挺的白色夜礼服，懒洋洋地靠在后舷的栏杆上。当然了，还是美人在怀——伊莎贝尔紧紧地依偎在我的怀里，微风拂动，她那金色的短发时而拂过我的面颊。望着下面微微荡漾的海面，我竭力回想着我做警察时的生涯——在拥挤喧闹的拉赛利车站，我是怎样拼命地追赶着扒手、路匪。那一切，似乎隔得非常遥远，在我的脑海里，那是模糊的一团迷雾。可是，不要多久，我又会重新回到那样的生活里，现实是会治好我的“失忆症”的。
“我听见了你和达伦先生之间的对话，你打算为他做事。”
我们这些人——汤米和泰拉、福斯特克夫人、露比和达伦、林赛夫妇、伊莎贝尔和我——在餐厅里坐在一桌进餐，看上去就像个愉快的大家庭一样。不过，泰拉始终一句话也不和我说，我自然也不会主动地去奉承她，只能将她视若无人。
“对，我的确希望能做达伦的调查员。”这是我的真心话。
“那你打算离开警察局？”
“是的。”
她靠得更近了，“这很好。”
“你很赞成？”
“哦，当然。我是说……那很有意思，也很重要。”
“什么？”
“当然是做卡莱斯·达伦刑事大律师的主要调查员这事了。”
我什么也没说，不过我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希望在回到美国大陆时，也就是重新踏上坚实的土地之后，我还能体体面面地和她在一起。可惜，这不过是她自欺欺人的幻想罢了，就算我当上了达伦的主要调查员，可还是一个来自怀斯特区的穷小子，一个犹太鬼。只有在这迷幻漂泊的海上，我和她才有可能发生一段浪漫的“邂逅”，只有在这样不切实际的环境里，我才有资格做她的“护花使者”。
“为什么泰拉对你不理不睬呢？”她又问了一个让人尴尬的问题。
“是吗？”
“难道你没感觉到？”
“我根本就没注意到她，我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她的‘某个’表妹身上。”
她压住了我的胳膊，“别骗我，是不是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
“能有什么事呢？”
“当然是在夏威夷发生的事。我不想再提那些事，可是……我听见泰拉和汤米……他们在吵架。”
我无所谓地耸耸肩，“经历了这么多事，他们可能都太过紧张了。”
“要知道，他们就住在我的隔壁。”
“那又怎么样？”
“我想，我听见了摔东西的声音。”
“哦，你把那当作‘新婚的祈福声’不就行了吗？”
“内特？”
“什么？”
“你相信两个人会永远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吗？”
“当然。你看看下面的大海，它是永恒的，不是吗？”
“大海是永恒的？”
“最起码，它有足够久了。”
我俩整日整夜地呆在我的船舱里。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清楚楚地记起她的模样，那光润亮泽的皮肤，那玲珑迷人的曲线……还有她，紧闭着的双眼，张着可爱的小嘴，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模样。月色中的维纳斯！
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心存任何妄想。是的，只要我们远离尘嚣，呆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我俩就能一直这样厮守下去，我可以想尽一切办法讨得她的芳心。不过这一切都只是船上罗曼史，是一场过眼烟云。一旦离开这儿，我就又变成了一个犹太穷鬼。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还在船上，我还是那名风度翩翩的侦探，而且，刚刚查清了一宗错综复杂的案件——查出了可恶的“黑鬼”是如何侵害了一名可爱“无辜”的白人妇女。
一九三三年的一月十三日，控方律师约翰·卡雷再次出现在戴维斯法官的法庭上，建议撤销对荷瑞斯·伊达，本·阿哈库罗，亨利·陈和丹维德·塔凯的起诉。戴维斯法官批准了该项提议。岁月元痕，曾经一度沸沸扬扬的迈西一案早已归于沉寂了，因此，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夏威夷上的岛民和美国大陆上的民众都没有任何明显的反应。
阿拉莫纳男孩就这样悄悄地融入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伊达成了一名杂货店的店主；本·阿哈库罗去了俄阿岵附近的山区，在那里，他成了一名消防队员。至于其他人的下落，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我猜想，他们也许都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从某种程度上讲，时间的流逝为他们的无辜做了最好的证明，因为泰拉不时地出现在报纸的娱乐版中，她始终是聚光灯中心的焦点人物。
在乔瑟夫·卡哈哈瓦遇害的周年时，她赶往利诺，在那里，她和汤米协议离婚了。就在办好离婚手续的那天夜里，泰拉在当地的一家夜总会里服毒自杀。
不过，她没有死成。一个月后，在驶往意大利的“罗马”号游轮上，她又企图自杀。这一次，她是在自己船舱中的浴盆中割腕，结果呢，她的尖叫声惊动了周围的人，她又一次被救活了。
一次又一次地，我在芝加哥的报纸上看到了泰拉的这些花边新闻，渐渐地，我开始为她感到难过了。是的，达伦说得对——泰拉·迈西将永远生活在地狱之中，而这地狱恰恰是她自己一手建造的。
每过一段时间，这位“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强奸案中的受害者”——泰拉的名字就会见诸于报端：在一九五一年，她袭击了她的房主——一名怀孕的妇女，当时对方要求泰拉赔偿一万美元；在一九五三年，她又在阿拉左讷州大学注册，成为一名大学新生，那年，她已经四十三岁了；同年，她与一名二十一岁的学生私奔到墨西哥，并在那里注册结婚，这段婚姻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半时间。
后来，她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西棕榈海滩，在那儿，她和她的母亲离得更近了，不过，她们仍然是分开居住的。终于，在一九六三年的七月，泰拉永远地逃出了那个“关押”她的“私人地狱”。福斯特克夫人发现自己的女儿死在公寓浴室的地板上，在尸体周围，到处散放着各种各样的空酒瓶。
汤米·迈西和那些阿拉莫纳男孩一样，在走出夏威夷的阴影后，一直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在一九三七年，他与弗拉伦斯·斯托姆在西托结婚；在一九四○年，他从海军退役。此后，他和妻子移居到圣地亚哥。在那里，他的私人事业一直发展得不错，而且，他的家庭生活也一直平静幸福。
福斯特克夫人比她的女儿活得更久一些，不过，现在她已撒手而去了。还有很多人都已经去了另外的那个世界。卡莱斯·克莱伯，在那年的奥运会上出尽风头以后，就没有再回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他被好莱坞看中了，后来成了一名二流影星。约翰·吉登警探，后来成了一名与陈·阿帕那一样成功的警长，因为他的忠诚和坚毅而名声赫赫。达克·卡哈纳摩克，也去了好莱坞，不过，他的运气不像奥运会冠军克莱伯那样好。后来，他投身商界，成了一名不错的夜总会老板。罗斯上校接管了俄阿岵监狱，在他严明有序的治理下，俄阿岵监狱的面貌焕然一新。丹尼尔·雷曼和奎·凯卡库被严密地看管了起来，再也成不了“笼外之鸟”了。纽约市的前任市长吉米·格尔特很不光彩地引退了，达伦压根就没为他辩护。
斯特林将军、卡雷律师、乔治·林赛都早早地与这个世界挥手告别了。
至于那些海军士兵和海军军官——布莱弗德、斯德克丹尔、奥兹、波特医生，我不知道他们都去了哪里。最近，我听说，艾迪·罗德还活着，有一份报酬不错的体面工作。不过，他一直一个人生活，住在一家乡间酒吧的楼上，与电视终日为伍。
除了达伦以外，其他的人我只见过琼斯一次，那次完全是机缘巧合。一九六四年的那个夏天，我和他在一家叫做“棕榈宫”的酒吧偶然碰上了。当时，我一点儿也没认出他来——并不是因为他的头发灰白了，身体变得臃肿了，过了这么多年，谁能不老呢？
我绝对想不出，他居然会是一副中产阶级的打扮：一身订做的西服，挺括合身，系着一条素色的条纹领带，整个打扮看上去殷实而保守。当时，他就在我的身边坐了下来，并且叫了双份的苏格兰威士忌。我看了他一眼，又低头喝我的酒。
“我认识你！”他有些粗鲁地说道。
我又看了他一眼，还是没有认出他来。“是吗？”我不经意地回答了一声，接着冲招待说道，“再来一杯朗姆酒，加些可乐。”
“你是叫内特吧？姓……尼德，哦，不，是内特。”
我淡淡地笑了笑，仍没什么反应，“我们以前可能在哪儿见过。不过，很抱歉，我实在是记不起——”
他爽快地伸出一只手，“阿尔伯特·琼斯——船舶机械师。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伊俄拉尼，当时我是去那申请减刑。”
“呃，我真该死！”我一边说着，一边握住了他的手，“阿尔伯特·琼斯，你看起来混得不坏。”
“我在马萨诸塞州的银行里做高级主管，你是不是觉得不太可信？”
“真让人难以置信。”
“能再看见你，真是太好了！我们找个雅座吧，好好地喝上一顿，怎么样？真他妈的，想想看，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居然又能遇上你——卡莱斯·达伦的得力帮手。”
于是，我们俩又找了个雅座，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面对面的单独谈话。他告诉我，他是在一个有着经营银行业传统的城镇长大的，所以退役后就干了这行。而我呢，还是住在芝加哥，开了一家A—I侦探事务所，这些年以来，生意一直不错。所以，近来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名高级行政管理人员，而不再是一名侦探了。
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有点儿喝多了。他对我说，他最后一次看见罗德还是二十一年前，当时罗德还在“巨蝎”号舰上服役。虽然，那以后他们没再见过面，可他还是常常想起罗德。后来，我们又聊到了泰拉·迈西，在那之前不长时间，她的讣告曾刊登在芝加哥报纸的副刊中。琼斯醉醺醺地说，他不是很喜欢那个女人。
“她的人品几乎可以得零分，”他轻蔑地说着，“她的人品几乎不值一提。再说，她的大腿也不怎么漂亮。”
“那，你一定是对汤米很有好感了。”我好奇地问道。
“汤米倒是一个不错的男人，很有军官的风度。不过，在我们抓住那个臭小子时，他可真有些吓坏了。这倒也可以理解，如果你处在他那样的位置上，想想吧，出身不错，进过军校，当时又是上尉军官——自然前途似锦，遇见了这样的事，显然会有些慌手慌脚的。毕竟，我们干的事不太合法。”
“那乔·卡哈哈瓦怎么样呢？他也很紧张吗？”
琼斯大口吞咽着苏格兰威士忌，愣愣地笑了，“刚开始，他吓得脸色煞白——想想看，要是咱俩坐在这，对面绑着个‘黑鬼’，我手里再拿把枪，你说那个家伙还不吓得一塌糊涂呀？除非他是个白痴，不过那混蛋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傻。”
“那他真的认罪了？”
“哪呀，”琼斯又喝了一大口酒，“老实告诉你吧，那个家伙并不是我所想的胆小鬼，他只是开始时被吓坏了，没过多久，他就又恢复了镇静，居然还变得十分傲慢。我看着他的眼神，就知道他心里一点儿也不把我们当回事；没准儿，他一直在想着，要是单打独斗的话，他该怎么办呢？”
“你恨他吧？啊，我是指卡哈哈瓦。”
“我怎么会恨他呢？我压根就没恨过任何人。再者说，憎恨不过是一种害怕的表现罢了，我一点儿也不怕那个畜生。虽然，我不见得打得过他——老实说，我真不是他的对手，可我还是不怕他。”
“那么说，在汤米审问他时，他什么也没说。可我不明白，琼斯……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琼斯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这个衣着光鲜体面的银行家又变成了那个几十年前的水手，满口的污言秽语，口无遮拦。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真是他妈的活见鬼，当迈西问卡哈哈瓦，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就在那时，那个畜生居然想向汤米扑过去……”
“那么，后来呢？”
他又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能怎么样呢？我开枪打中了那家伙。”
“是你开的枪？”
“还能是谁呢？子弹正好打在他的左胸上，他一下子就倒了下去。”
“你一直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吗？”我有些惊讶地问他。
“我当然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不过，我们几个人一下子就想到，这件事很可能给我们惹来麻烦。”
“那么，枪响的时候，福斯特克夫人和罗德在哪儿呢？”
“他们呆在屋子外面，一听见枪响，就冲了进来。”
“那位夫人反应如何？”
“她当时就吓呆了。接着，就走过来，紧紧地抱住汤米，她很爱他。”
接着，琼斯又告诉我，是他想出的“蠢主意”——把尸体放在浴盆里；至于那只手枪，是泰拉的妹妹海伦娜藏起来的，她把枪埋在了海滩上的流沙中……我问他，现在是否还留着那本厚厚的剪报簿，他很自豪地回答说，他一直留着呢。有时，他会把它拿出来，向别人炫耀一下，说明他“曾经很出名”。
“真可笑，”他一边说着，一边摇着头，“那是我杀的第一个人。”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你说什么呀，当然还和那时一样。”
“和那时一样？”
他冷漠地耸耸肩，“是，和那时一样，我没为那家伙流一滴泪。”
接着，他又灌了一大口苏格兰威士忌。
几年之后，我听说琼斯死了，我也没流一滴泪。
在一九三二年的一起交通事故中，陈·阿帕那受了伤。肇事车辆逃跑了。这场事故使得陈不得不离开火奴鲁鲁警察局，他终于退休了。不过在那之后，他还是干着老本行——做私人侦探。在一九三四年的十一月，陈也走了。他的葬礼极其隆重，夏威夷各界的名流政要都出席了他的葬礼。在全世界范围内，他逝世的消息都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各种各样的吊唁文章屡见报端，称他为“真实的查理·陈”。
在一九八○年，我携妻子重返夏威夷，这一次是去参加珍珠港——阿瑞佐纳纪念碑的纪念仪式。我顺便去看望了陈在莫诺阿公墓的墓地，他的墓前已经长满了杂草，我默默地将杂草除净，又在墓碑前摆了一个花环，就算是一种纪念吧。
伊莎贝尔也死在俄阿岵，只不过她葬在长岛。在一九三七年她嫁给了一名律师，后来，她的丈夫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世事难料，她的丈夫正巧被派驻在珍珠港，于是，伊莎贝尔又回到了火奴鲁鲁。她有时候会给我写信，聊聊她的生活。故地重游之后，她很快给我写了一封信，那信的口气热烈得有些可笑。她在信中说，她带着丈夫去了“我们的海滩”，不过，对于它的历史，她半点也没透露给她的丈夫。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可到我手里的时候，已是在日军空袭珍珠港之后了。伊莎贝尔是众多的平民牺牲者之一，惟一值得欣慰的是，她三岁的小儿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那个小男孩中间的名字是“内森”。
一直到现在，我还和她的儿子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从迈西一案之后，达伦再没接过什么大案子。在一九三二年的下半年里，我帮他处理了一件小案子。不过，他始终没有能够实现那个重返“全日制工作”的梦里。迈西一案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使得露比插手干预他的工作。结果呢，他就和露比去了华盛顿，在那里，他主持着一个律师评审会，负责律师资格的甄别。
他的家就在海德公园附近，我有时候也会和他谈上几句。达伦一直鼓励我离开芝加哥警察局。在一九三二年的十二月，由于其他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下定决心离开了警察局。也是在那年，我开办了A—I侦探事务所。
刑事大律师在他已出版的自传后面又加上了一章，内容自然是迈西一案的所谓“内幕”。在他写好之后，曾拿给我看过，问我有什么建议？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他，他所写的内容似乎和真相相去甚远。
他好脾气地告诉我，他仍然有义务为当事人保密，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得考虑到不能让当事人的形象显得很糟糕。
我对此不屑一顾，坦白告诉他，如果有一天我写下自己的经历时，落在纸上的每一个字都会和真实发生的事一模一样——因为我不是什么“作家”，缺乏虚构的想象力。
听了这话，达伦大笑起来。“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写下自己经历的故事的，就和以前许多老家伙做过的一样。想想看吧，孩子，你过着这样一种奇特而富有魅力的生活，这些经历只有你自己才心中有数，你怎么可能不把它们写下来呢？要不然，你只能懒懒地坐在寂寞里，无奈地等待黑夜的降临。”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达伦告别了这个世界。按照他的心愿，我和波尔——达伦的儿子——一起将他的骨灰撒在杰克逊公园中的泻湖里。不知这是不是也算作“来于尘，归于尘”的一种方式？
在我和妻子参加阿瑞佐纳的纪念仪式时，故地重游的感慨使我变得异常沉默。站在舰船白色的甲板上，我想到在这下面的深海里，不知有多少年轻男孩葬身于此。妻子注意到了我的反常，体贴地说：“再一次回到这儿，你一定觉得十分感慨。”
“是的。”
“你在这里服过役的。”
她只知道我曾在这附近服过兵役，那是在二战期间，我在太平洋上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服役。
我告诉她，是另外的一些事让我念念不忘。
“另外的一些事？”
“我曾经在战前来过这里。”
“是吗？”
“我从来没和你说过这件事。那一次，我是和卡莱斯·达伦一起来这儿办案。”
她不相信地笑笑，“怎么，你还认识卡莱斯·达伦吗？”
“是的，亲爱的。”我转移了话题，“亲爱的，你想过为什么夏威夷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吗？”
随后的几天里，我带她四处游览。我们租了一辆汽车，我领她去的那些地方不是游客如云的风景点，不过，风景更好。帕里仍然高高地矗立在那里，鲸鱼孔也“别来无恙”。然后我又带她去了那附近的海滩，那里曾被伊莎贝尔称为“我们的海滩”。我妻子一到那里，就兴奋地叫了起来。
“这就是影片《从现在到永远》里的海滩！”她惊喜地大声喊着，“波特·兰卡斯特和达伯拉姆·卡尔！就是在这儿，他们陶醉在爱情里，噢，那场面多动人！”
是的，是这样的。
但是时间已过得太久了，夏威夷早已变了很多。当年繁华的瓦奇蒂娱乐场变成了难看的高楼旅馆和廉价的纪念品商店，里面挤满了成批的日本游客。我们仍然住在皇家夏威夷，它倒没什么大的变化；不过，在它的周围又盖起了好几幢摩天大楼，相比之下，皇家夏威夷就显得有些矮小了。在原来的卡拉卡瓦街的十字路口又建起了一座新的商业中心。
在阿拉莫纳山谷一带，林立着各种各样的办公楼、商业中心和公寓住宅，那条通向海边的小路和海岸上的密林已被改建成了一座小型公园。我竭力在记忆中搜索着，却怎么也不能把眼前的景色和当年的贫民窟联系起来。
莫诺阿山谷中的那间小房——泰拉和迈西的家，仍然是以往的模样，甚至看上去比以前还要舒适，我不知道这里的主人是否听说过这房子的过去。乔·卡哈哈瓦遇害的那间小房比以前更加破败了，院子里杂草丛生，还停着一辆报废的汽车，而它周围的房子都整洁而体面。
“哦，天呐，”我把车停在对面的街口上，对着妻子说，“它看起来就像是灿烂笑容里的一颗烂牙。”
“这话说得不坏，”妻子朝我笑了笑，“要我把它记下来吗？”
“记下来？”
“等你写回忆录时好加在里面呀。”
“我说过要写回忆录吗？”
她曾在家里的壁橱中见过我手写的案情记录，大约是厚厚的一摞；而且，她知道，我一直把我参与的每个案子都忠实地记录下来。
“要知道，”她拿出支票本，在背面匆匆记下了这句话，“你以后会为这感激我的，亲爱的。”
谢谢你，亲爱的。
因为我确实用上了这句话，不是吗？而且我也写下了泰拉这个故事。
或是把经历记下来，或是懒懒地坐在寂寞里，无奈地等待黑夜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