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弥合的裂痕　难以医治的创伤

——读丹尼尔·斯蒂文的《最后的补偿》

严忠志

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文坛更加关注现实，推出了许多透析社会现象、探讨社会问题的优秀小说。丹尼尔·斯蒂文1996年3月出版的《最后的补偿》堪称其中的一部力作。这部小说紧紧围绕一桩医疗赔偿案，情节曲折紧张，跌宕起伏；场面动感强烈，精彩纷呈；人物真实可信，栩栩如生。作品通过叙述男女主人公对案件真相的调查，以犀利的笔触点评了美国社会生活的若干热点问题，使人读后不禁掩卷长思。

《最后的补偿》的情节主线颇似侦探小说的结构：身居高位的黑人陆军部长贾斯廷·克兰德尔昏迷后被送进医院抢救，急诊室的医护人员将他作为吸毒过量病人处理。克兰德尔不治身亡，死者家属指控医院治疗失误，将主治医生卡伦·穆尔送上法庭。参加过越战的律师艾略特·罗思备受生活的困扰，此案给了他一个弃旧图新的机会。穆尔不甘听任政客和律师们的摆布，决心自己进行调查。罗思和穆尔察觉到克兰德尔案件的种种可疑迹象，后来共同发现并且挫败了案件幕后的巨大阴谋。最后，哈克将军领导的美国爱国联盟土崩瓦解，他们制造的致命生化武器V-5被罗思全部付之一炬，罗思、卡伦和克兰德尔夫人都得到了应有的补偿。小说反映了90年代的美国社会中的若干热点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越战留下的创伤和种族冲突。

近30年以来，有关越战的作品在美国文坛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最后的补偿》不落俗套，以内省的方式着力反映越战给老兵们带来的永久性伤害，说明它对当今美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小说里的两个主要角色罗思和哈克在越南战场上都负过伤，至今仍备受着巨大痛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者挨了“敌人”的明枪，后者却中了“自己人”的暗箭。对哈克来说，那样的伤害是无法修复的：他从此失去了性能力，尽管官运亨通，大权在握，却一直过着“中性人”的生活。

除了生理上的伤害以外，罗思和哈克的内心始终无法摆脱多年以前留下的阴影。罗思回国以后落拓不羁的生活方式，哈克对黑色人种刻骨铭心的敌视，这一切都可以在越南战争中找到答案。这部小说中的几名军人都是战争伤害的活见证，作者借用兰迪的话说，他们“还在西贡”。这就是心理医生所说的“战争创伤压力综合症”。在美国，这样的现象不仅仅见于从越南回来的军人，二战老兵、朝鲜战争老兵，参加过海湾战争的军人也有类似的问题。近几年，美国文学和影视作品探讨这一题材的作品颇多，国内观众熟悉的美国电影《勇闯夺命岛》就是一例。

罗思曾经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战争留下的痕迹将会渐渐消退，他能够重新主宰自己的生活。但是，离开军队以后，他发现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无法适应。他一度充当海员——与其他男人呆在一起，过与世隔绝的生活——以便间接地保持军队的生活方式。时间可以减弱他对战争的记忆，但是却无法医治其心理上的创伤。罗思的情绪失控、精神忧郁、婚姻失败以及酗酒、吸毒等毛病均源于此。尽管罗思一直努力使自己摆脱越战血腥噩梦的困扰，但是却无法消除内心的耻辱感和犯罪感，总觉得自己对黑人士兵克劳利被炸死负有责任。“他做的梦都是一样的：克劳利踩上了地雷。克劳利和他的骨头。”每当他精神紧张时，克劳利被炸的情景就会重复出现。作者以罗思反思的方式告诉读者，“正是这些恶梦，这些回忆，这些使人感到压抑的东西，这些充满血腥的暴力毁掉了他的婚姻，使他差一点失去和自己儿子见面的权利”。这是战争幸存军人常有的生存犯罪感和杀戮犯罪感。

困扰哈克的是另外一种噩梦，另外一个阴影——他被黑人士兵炸伤，失去生殖能力的那一幕。小说的作者采用了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创伤理论来解释哈克的心理变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哈克也是越南战争的受害者。哈克认为，他当时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责任，要黑人士兵遵守军纪，可是却受到残酷的报复。“时至今日，他仍旧无法理解自己的遭遇。他曾经憎恨上帝，为什么会让那样的厄运降在自己的头上。”后来，这种怨恨转变成了一种自大狂心态。他以为“那样的痛苦和牺牲是完全必要的：他必须经过如此磨难才能成为上帝的仆人”。从表面上看，他到德特里克堡重操旧业是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而内心深处的欲望其实是向黑人复仇。“他本人就是在最佳时机，处于最佳位置来接受这次挑战的最佳人选。不仅仅是为了复仇——虽然他也会实现这一点——更是为了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

越战早已结束，但是其可怕的负面影响却越来越明显。老兵们现在已经步入中老年，正在对那场战争进行反思。尼克松政府当年发布的一纸命令撤回了侵略军队，可是却无法挽回给成千上万美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那些军人们留在异乡的不仅是战友的生命和自己的血泪，而且还有他们心底被击得粉碎的理想与追求。他们的余生将受到“西贡情结”的困扰，世世代代的美国人翻开历史这黑暗的一页时也会感到羞耻和悲伤。马丁·路德。金当年指出：“在越南投下的炸弹引起了国内的震荡，它们毁掉了人们把美国建设成为美好家园的希望和梦想。”《最后的补偿》告诉读者，越战破坏了传统的价值体系，激化了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它促使60年代以后的美国人用批评的目光对待生活，审视现存制度，看到被歌舞升平所掩盖的种种深刻危机。

《最后的补偿》表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种族歧视。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种族关系紧张，出现了一系列广为关注的突发事件，如洛杉矶警察殴打黑人案，加州的亚裔人骚乱等等。在《最后的补偿》里，克兰德尔案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主要也是因为涉及了种族矛盾（尤其是白人与黑人的矛盾）这个敏感问题，反映了白人对丧失统治地位的担心。这部以华盛顿市为背景的小说反复强调了所谓“多数”与“少数”的问题：美国现今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国家，但是在首都华盛顿，城里三分之二都是黑人。在黑人侦探杰基的眼里，美国的社会制度是替白人说话的。“所有的法庭，所有的审判，所有的人身伤害案件，这一切都是由白人搞的，都是为白人服务的。然而，华盛顿的法庭里有一半法官是黑人，几乎所有的法庭工作人员都是黑人，陪审团也主要由黑人组成。小说作者使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克兰德尔案件庭审时挑选陪审团成员的情景，刻画了穆尔、弗拉纳根和其他白人对黑人的不信任心态。其实，他们担心的是怕失去“白人至上”的地位。作者通过兰迪之口道出了其中的奥妙：“再过几年，白人在这个国家里就会变成少数民族了。是我们建起了这个国家，难道你不认为白色人种值得拯救吗？”

在“白人至上”论的信奉者哈克身上，个人恩怨和种族仇视搅在一起，使他对黑人有着难以名状的恶感。杀害黑人“使他感到兴奋”。在镇压骚乱时，他竟然从背后朝一名十五六岁的黑人孩子开了枪，并且“找到了自己毕生的追求”。他觉得最终必须了结一次，“他的事业、他的经历、他的一生都是为了这一时刻，这一无以伦比的辉煌瞬间”。哈克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恢复白人的绝对统治，用“最终了结”的方式来实现“最后的补偿”。在他看来，白人要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在数量上占多数，所以他费尽心机，搞出了具有种族灭绝威力、专门用于对付黑人的致命毒剂。这使人不禁联想到50多年以前发生在欧洲大地上的悲剧：当年的希特勒不正是鼓吹“雅利安人至上”，采用各种令人发指的手段，残害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冯？作品通过揭露哈克这样的极端分子，给人们敲起警钟，抨击了欧美国家某些人所宣扬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仇视的言论。

与之相反，作者笔下的罗思是赞成种族和解的。罗思是一名具有犹太人血统的白人，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种族大屠杀时幸免一死，但是身体却被彻底折磨垮了。作者为主角安排这样的种族背景本身就暗示了交流和融合，使其具有跨文化的视野，用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有色人种。最初，罗思在种族问题上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传统的文化教育使他难以彻底摆脱种族歧视的影响，对黑人有诸多成见。他对黑人参政的看法和对黑人得到伤害赔偿金的言论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他愿意承认自己的偏见，并且“对此感到羞耻”。这流露在他和杰基的恋爱关系里（两人甚至做爱时都“带着一丝敌对的色彩”），反映在他与兰迪的争论中。他在越南时对．黑人士兵颇为反感，总是抱怨排里的那些黑人干的事情——他们演奏的音乐、他们说的土话、甚至他们取的名字。然而，黑人士兵克劳利之死使他大为震动，由此产生的内疚感在他回国后越来越强烈。罗思炸毁了船上的V-5，这既是对克劳利的一种补偿，也使他“有一点将功赎罪的感觉”。作品通过追溯罗思在种族问题上的转变过程说明，只要平等相待，种族和睦是完全可能的。

值得肯定的是，小说作者超越了狭隘的种族观念，做了进一步探索。在作品第11章的结尾，他安排了黑人妇女杰基与罗思进行了发人深省的对话。按照杰基的观点，黑人并非天生就处在社会的下层。在美国，是否受到过良好教育，是否能讲地道的英语，“把黑人分成了两半”。显然，主要的不是种族渊源而是社会制度加剧了种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罗思那里，读者看到了一种令人鼓舞的前景：黑人的蓝调音乐是帮助他摆脱里梦困境的良方，为他驱赶了心中的痛苦和烦恼，使他恢复平静的心境。“他心里感叹道，布鲁斯音乐的魅力真是神奇。在某些方面，它比毒品还要灵验。”对罗思这样的瘾君子来说，吸毒是缓解心里的压力和焦灼，使自己进入迷幻状态，进而逃避现实的最佳途径。他对黑人音乐的这一番评价或许带有某种象征意义——不同种族的文化具有互补性，黑人文化蕴涵的潜在魅力还远远没有为人们所认识。

越战的枪声早已消失，南方之星号上的浓烟也已散尽。《最后的补偿》揭示了当今美国社会中无法调和的种族矛盾，表现了存在于人们心灵上的种种难以名状的创伤。彻底消除它们需要若干代人的积极努力，正如作品开头引用的约翰·弗莱切在《爱心历程》中的一句名言所说：“就医比罹病更加令人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