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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渐渐接近了夫勒斯诺灯光闪烁的地区。

“你能继续去洛杉矶吗?”梅森问飞行员。

“当然。不过我得加点燃料,仅此而已。”

梅森说:“先在夫勒斯诺降落,就像你正常停下来加油一样,我在那儿下去,你带着斯特里特小姐飞到洛杉矶。”

“那你怎么办?”

“我在这儿停下来。”

“对我来说没问题。”

“抵达洛杉矶之后,”梅森说,“你不要和新闻记者谈起此事。如果你能设法降落后不被采访,我就太感激你了。斯特里特小姐在降落前用支票跟你结帐,可以吗?”

“可以。”

梅森对德拉·斯特里特说:“我会和你保持联系,德拉,先睡一会儿吧。”

“保罗怎么办?”

“我在这儿跟他联系。”

她把手伸向梅森,梅森轻轻地握着她的手,说:“好姑娘。”

“你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明天早晨吧,这里有些工作要干。”

“多吗?”

“我不知道。”

“系好安全带,”飞行员说,“我们要降落了。”

飞机一个急转弯降落在机场。飞行员刚一媳灭发动机梅森就跳下来,匆忙进了候机厅,走进一个电话亭,他用右手挡在头上,这样别人从外面就看不见他的脸了。

梅森接通了德雷克的办公室,几分钟之后保罗·德雷克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

“你在夫勒斯诺干什么?”德雷克问。

“四处看看。”

“他们抓到你了吗?”

“谁?”

“夫勒斯诺警察局。”

“没有。”

“他们正在找你。”

“什么罪名?”梅森问。

“警察认为你偷换了证据。”

“根据是什么?”

“代文浦留下的那封信。”

“那封信怎么了?”

“他们认为你拿走了原来装在信里的原件,换了6张白纸。”

“这对我来说有什么后果?”

“据那里的地方检查官说,这可能使你被认为是事实后帮凶。”

“接着讲,”梅森对保罗说,“还有什么?代文浦夫人怎么样?”

“显然她在夫勒斯诺。”

“我想他们已经找到尸体了吧。”

“是的。”

“身份鉴定有问题吗?”

“毫无疑问。尸体埋在一个很浅的坟里。噢,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佩里,坟坑是两三天之前挖的,是事先准备好的。”

“你确定吗?”

“确定。”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有几个孩子曾经见到过那个坑,在里面玩过游戏,把它当做掩体,所以他们才很容易地发现了尸体。那些孩子看到他们的掩体被填平了,就去告诉他们的父母。有一个孩子的父亲觉得事有蹊跷,就去那里看个究竟。那儿的土很松,很容易挖,他挖了两三英尺时,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扒开浮土一看,竟是一只人的大腿。他马上带来警察,挖出了尸体。”

“人死了多长时间了?”

“昨天死的。显然雷诺特医生说对了,现在警察正忙不迭地向他道歉呢。”

“有人看见‘尸体’爬出窗户?”

“警察认为有一个男人把尸体装进汽车,然后跳窗逃跑了。”

“穿着睡衣?”

“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作为遮掩,万一有人看见他。”

“还有什么?”

“你说的用假名住旅馆的话是对的,在这方面我们跑在警察的前头。弗兰科·史坦顿在夫勒斯诺的威尔士伯格汽车旅馆登记,显然那就是代文浦。人们对他的描述与代文浦个人相吻合,他甚至给了他本人的汽车牌号。不过他没喝酒。他接待了一个来找他的人,那天晚上他们谈得很晚,隔壁有一对夫妇向老板抱怨过。”

“男的还是女的?”

“谁?”

“和他会面的人?”

“是个男人。我们对此知之不多,我们只是随意地和威尔士伯格夫人聊了聊,没敢谈太多以免引起她的警觉,担心如果问太多问题她会去警察局报告,你当然不希望那样。”

“的确不希望。”梅森说。

“好吧,”德雷克说,“剩下的都是你的事儿了。现在还有一件事,佩里,你的朋友莎拉·安赛尔一直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总机接线员格蒂告诉她可以给你留口信,跟她说我可能会跟你联系。”

“她想干什么?”梅森问。

“她现在非常后悔,她现在换了个脑子。她说她当时对米日娜·代文浦失去了信心所以一时冲动。她当时很累,所以疑神疑鬼。现在她说真想把自己的舌头割下来。”

“她在换脑子之前把她知道的全部都告诉警察了吗?”梅森问。

“噢,当然。她什么都说出去了,警察对她态度有些强硬逼着她发疯。所以,她前思后想了一遍,终于觉得她用不确凿的证据控告了米日娜·代文浦。现在她泪流满面,后悔不迭。她想让你知道你可以信任她,她想通过你给米日娜带个话。”

“真是好心人哪!”梅森说。

“可不是!她把知道的什么事都抖落出去了,然后又跑回来请求宽恕——或者是想再来探听点消息,好去吹嘘。”

“你觉得是警察派她来的?”梅森问。

“可能吧,”德雷克说,“但如果她是在演戏的话,那戏演得可真不错,她洒的可都是实实在在的眼泪。她让你一跟我联系上就给她打电话,她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你要吗?”

“天哪,不要,”梅森说,“我要是从这儿给她打个长途电话,她5分钟之内就能报告警察说我在夫勒斯诺,到那时这里的每一个警察都会来抓我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去威尔士伯格旅馆,订一间房,设法从威尔士伯格夫人那里打探点儿消息。”

“用假名登记?”

“不,”梅森说,“那不就意味着潜逃了吗。我用真名登记,在警察找到我之前我大约有20到30分钟的时间。那座坟挖好多长时间了,保罗?”

“至少3天了。代文浦死之前孩子们在里面玩了3天。”

“这可不大妙了,”梅森说,“地方检查官会以此作为预谋杀人的证据。”

“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已经那么说过了,他把它称之为他所遇到的最卑鄙、残忍的预谋杀人案。”

“好了,”梅森说,“我会去找你的。”

梅森确认没人注意他后离开了电话亭,然后留出去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威尔士伯格旅馆。

坐在登记桌后面的女人大约50岁左右,神态很像是主妇,她的嘴唇看上去很友好,但眼睛却显得很锐利,像能把人心看透似的。

“您好,”梅森说,“我没带行李,没计划要留下来,我只带了钱。”

“我们要的就是钱,”威尔士伯格夫人说,“还有两间房,你可以随便挑,5美元一间。”

梅森递给她5美元同时给了她一张名片。“我是律师,”他说,“我想了解一下发生在这里的一个案子的情况。”

“是吗。”

“我想了解一下弗兰科·史坦顿,”梅森说,“几天前他在您这儿住过。”

“是啊,噢,你是第二个问起他的人。”

梅森温和地笑着说:“史坦顿先生朋友挺多的。”

“出了什么事?他做了些什么?他……”

“就我所知没什么事,”梅森说,“只是想给他一些文件。”

“噢!”她尖声说,接着,她很怀疑地问:“离婚?”

梅森摇摇头,“我不便讲太多细节,不过是关于一处矿产买卖权的问题。买卖权再过几天就到期了,如果买方要求偿清买卖权的话,嗯,你知道,如果不能找到史坦顿那将是非常尴尬的。”

“啊,是的,我明白。噢,他只在这儿呆了一个晚上,他留下了在洛杉矶的地址。”

“我有他的地址,”梅森说,“可是他不在家……嗯,还有几天的时间,但如果他想把自己藏起来的话那就太令人尴尬了。你记得关于他的什么事吗?”

“不很多,”她说,“他在做矿产生意,这个我知道。他拿了两只箱子,非常重的箱子,他好像说里面有什么矿样。”

“矿样?”

“我猜是的。他还带着一只他新买的手提包。”

“新买的?”梅森问。

“对,包是裹着的,除了提手之外都用纸裹着。还有,从他拎包的样子能看出它是空的,但箱子显然是满的。”

“两只箱子?”

“是的。”

“嗯,是不是有人和他在一起,还是他一个人?”

“不,他是一个人,这是我惟一确切记得的事。来了一些客人找他,大约11点半的时候他隔壁房间里的男客打来一个电话,说他不想抱怨,可是史坦顿先生的房间里一直有人说话,使他无法入睡。他问我是否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请他们保持安静。”

“谈话声很大吗?是吵架吗?”梅森问。

“显然不是,恰恰相反。他们谈话声一直很低,但他们一直在说,已经很晚了。你知道,当你想睡觉的时候如果有细微的单调的噪音,比方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或是什么别的类似的声音,这声音会显得很大,能把你烦死。”

“我完全理解,”梅森说,“你不知道史坦顿先生早晨什么时候离开的?”

“不知道。我大约一两点钟或者是3点钟才睡,通常我睡得很晚。服务员照看房间。”

“您这里真不错。”

“谢谢。”

“您有多少个房间呀?”

“52间。”

“地方可真不少,”梅森说,“照看这么多房间一定很不容易。”

“是不容易呀。”

“我猜你们肯定也有自己的麻烦事儿吧?”

“的确是有哇。”

“您往他的房间打电话告诉他不要打扰别人时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在商量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想这是实话,我从门里往外看,看见有辆车停在他房间的外头,几分钟后那车就开走了。”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车吗?”

“不知道,只是一辆普通大小的车,常见的一个牌子,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不大擅长判断车型,我丈夫只要看一眼车就能说出它的年头、牌子和型号,只要看一眼就行。我对此可不在行。”

“史坦顿没有打长途电话吧?”梅森问。

“这我可说不准。你明白,我们并不能很准确地把这类花费计在房费里。人们想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到大厅里的收费电话亭去打,那儿有两个收费电话亭。我们当然能够接通长途电话让客人在房间里谈,如果我们知道房客是谁可能会这么做,不过如果是陌生人我们不鼓励这样。”

“史坦顿先生没要求长途电话服务?”

“我在的时候没有。我相信他没有要求,因为帐单上没有任何长话记录。”

“但是他有可能到大厅去打电话吧?”

“噢,是的。”

“那会被注意到吗?”

“不会,根本不会。”

梅森说:“噢,我自己也要打个电话。”

他高兴地微笑着,走进了电话亭,投进一枚硬币,要求接执法官办公室。电话接通后他坚持要跟负责人谈,当他听到助理执法官声音时说:“我是佩里·梅森,一个律师。我到这里来跟我的当事人爱德·代文浦夫人见面。你们拘捕了她,我想和她谈谈。”

“你……你……你是佩里·梅森?”

“是的。”

对方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文尔雅:“您现在在哪里,梅森先生?”

梅森说:“我在威尔士伯格旅馆,我想乘出租车去您的办公室,和我的当事人谈谈。”

“嗯,现在,梅森先生,您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对方说,“我们希望在此表示我们的友好,我们将派车去接您。您就呆在您现在的位置,5分钟之内就会有车去接您。”

“5分钟之内?”

“嗯,可能更快些,”对方说,“请稍候,我看看我能做点什么,请先别挂断。”

大约30秒钟的静寂之后对方又说:“我们有一辆车在等您,梅森先生,我们一直在找您。”

“真的?”梅森说。

“是的,你去了代文浦先生在天堂的房子吧?”

“没有。”

“没有?”对方不相信地问。

“没有,”梅森说,“我去了代文浦夫人的房子,如果你想知道那封信的内容你最好去审问代文浦先生的秘书美宝·诺格。还有,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代文浦先生死前的晚上曾经住在这里,住在威尔士伯格旅馆,他登记的名字是弗兰科·史坦顿。”

“你肯定吗?”执法官问。

“当然,还有汽车牌号。”

“你为什么给我们提供这个消息?”法官问。

“我的天!”梅森惊讶地叫道,“难道有什么理由我不告诉你们吗?”

“不,我想没有。我们觉得你可能不愿意让我们知道你的消息。”

“你们为什么会那么想?车道上来了一辆闪红灯的车,我想这是来接我的吧?您派车可真够快的。”

“我们希望高效率,梅森先生,”助理执法官说,“刚好有一辆广播车在您附近,更巧的是,他们正在询问各家旅馆,查找代文浦先生在哪儿住过。”

“噢,很高兴我替你们节省了许多麻烦,”梅森说,这时,两名虎背熊腰的助理法官走进大厅,他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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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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