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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来得迅速，而法律是缓慢的，要用一年半还要多的时间才能做好审理各帮派首领聚会案或遇难者案的准备工作——起诉主要以托特山宅邸的监听录音为基础，集中针对甘比诺家族。

同时，乔·奥布赖恩和安迪·库林斯对保罗·卡斯特兰诺的追踪工作基本上已结束了，他们又开始新的调查。的确，录音译文似乎总有那一点需要修改，而且当然，两位侦探作为证和提供背景材料的人需要与检察官们保持联系。而教父保罗·卡斯特兰诺这个人，在他们日常工作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

但是，他仍留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与他共同度过的时光留在他们的记忆里，清晰得如同一个孩子头脑中对一条主要街道上汽车行列的印象，这俱是一们首领，他有些奇怪地受人注目，他的名声这一就是比一般人能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你忘不了那双阴影中的眼睛，那副飞行员眼镜后的耐心、机警、无情的目光。你忘不了那些小动作——他拉直领带时那种默不做声的派头，他抚平裤子上的折痕时那分讲究的神气，甚至他做出的荒唐事，天知道，也当作大事被记录下来，但是即使他纵容自己做错事也带有某种庄严色彩，他拒绝掩盖这些错误，也不设法弥补，他的错误没有影响他的形象，因为他全然拒绝承认它们可能是错误。

所以，巨头保罗仍和他们在一起。而在1985年的9月下旬，教父参加初审的前一天——这次初审是关于罗伊·德米奥偷车和谋杀案——乔·奥布赖恩发现自己正开车行驶在斯塔滕钪附近。他说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卡斯特兰诺应该归法庭审理，那座房子和他本人都已不再属于执法部门管辖范围之内了，可是，这位侦探仍身不由己地在这附近的徘徊，他穿过里士满路，在乡村俱乐部饭店里喝了咖啡，在托特山特权区域附近走来走去。

突然他看见了托米·比洛蒂，托米显然是从托特山的白宫里出来的，开着一辆崭新的深蓝色别克车。

奥而赖恩跟在他后面，保持着谨慎的距离。托米似乎没有发觉，也许是因为这几个月联邦调查局已转移了对卡斯特兰诺的注意，所以他的警惕性放松了；也人场他只是此刻心不在焉而而已。不管怎样，奥布赖恩一路尾随他到了海兰林荫大道，他在那儿擦洗汽车。忠诚的托米，体贴的托米，他不想让他的主人因为乘坐一辆不是一尘不染的车去法庭而有损其光辉形象。

这家擦车店用的还是老式的方法，汽车用锁链拖着经过每道程序，奥而赖恩等到比洛蒂和车被运上传送带之后，停放好自己的车走进汽车间，他向一个眼务员出示的徽章，告诉他当那辆蓝色别克车进入涂皂程序关闭总闸，然后他站到了一把巨型刷子后面。

当机器停止运转时，比洛蒂的车已完全被肥皂水吞没了。奥布赖恩走出来，在挡风玻璃上反着划了“FBI”三个字终。托米摇下车穿，伸出粗壮的手臂倚在窗框上。

“基督，奥布赖恩，现在又有什么事？”他说出这句话来好介一个人的谈话刚刚刚中断了半分钟，而不是7个月，但是他看上去再没有从前对侦探的那种纯粹、顽固的仇恨了。

“嗨，托米。”

“嗨，什么事？”

“我想让你给保罗带个口信，行吗？”

比洛蒂用手指在别克车涂满肥皂的潮湿的车顶上敲了敲，“当然行，究竟是什么事？”

“就说我祝他走好运。”

实际上，就“汽车与谋杀”案来说，巨头保罗的运气好得不能再好了，审判成一幕错误的喜剧。有一个原告方证人，维托叫·阿伦纳，似乎反出庭作证当成了极好要做明星的机会，他把德米奥干的三件谋杀案的细节描述得如同临床手术一样真实，但是尽管他表演了大段该死的揭发，他后来承认他这辈子从未见过保罗·卡斯特兰诺，而且只能听说教父与这件案子有牵连。然后一位政府的眼线，在要求指认是谁告诉他即将发生的赛车盗窃案时认错了人，《纽约时报》了道说检察官们对这个失误“怒形于色”。

而当凯文·托马斯·达菲当众宣布他们对宣判“准备不足”时，他们又大为恼。此时最终结果还无从知晓，看上去巨头保罗要被无罪开释了。

但这已无关紧要了。12月2日，安尼洛·德拉克罗斯在久病之后死去，而甘比诺家族两方对立势力之间的脆弱的休战协定也随他死去而结束。德拉克罗斯和卡斯特兰诺——这两个人之间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而他们之间的关系性质仍是令人费解的。

他们两个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确切地说他们不是同盟者，也不是竞争者。他们互为需要，但那种需要似乎没有任何个人联系在内，似乎只取决于一种毫无感情因素在内的必然性。

当德拉克罗斯活着的时候，他的手下没有一个人胆敢冒犯卡斯特兰诺。这个制造和平老狐狸会禁止他们这么做，此外，德拉克罗斯本人性格怪癖、身体衰弱，但不可侵犯，他对王位继取权和界线已厌倦透顶了。他的去世使通往权力的道路似乎突然打开了——也许德拉克罗斯的死和对巨主保罗命运的宣判是在同一时刻发生的。

但是，卡斯特兰诺对德拉克罗斯的去世做出的两个决断是极其错误和严重的，也十分令人费解，因此这两个决断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自杀性的。

教父没有参加德拉克罗斯的守灵，在一个礼节、仪式和尊敬的象征有极其重要地位的环境里，这是一个极大的、似乎是无缘无故的侮辱。他为什么没去呢？没人知道，当然，他有自己的一大堆麻烦事，他的审判正在进行中；他自己的健康也成问题。可是——抽不出一个小时时间看看一个做了他九年副手的遗体？这太让人难以理解了，这更使人们纷纷推测说保罗正丧失他从前有的眼界里，放弃他的职责应岁的义务。众所周知，对卡斯特兰诺的审判因为圣诞节假期而体会；众所周知，教父得到允许可以去佛罗里在旅行。人们能够想像这个人因为忙于制定和女仆去庞帕诺海滩玩乐的计划而无暇向安尼洛·德拉克罗斯做最后的致意。

巨头保罗犯的第二人大错在本质上讲是更严格的职业错误。他单方面决定甘比诺家族在新任副首领是托米·比洛蒂。

托米·比洛蒂？不，这简直令人难以想像，首先，这是对两派平分家族领导权的惯例的公然藐视；它消除了一切利用德拉克罗斯的死调和两派关系的机会。但是除了这个原因，还有托米本人——语无论次、狂暴、木讷的托米。即使在纽约黑手党这样一个充满乌合之众又惨遭败北的组织里，他也不是做酋领的材料；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好吧，巨头保罗以忠诚回报忠诚；这是正确的行为。但是谁能幻想甘比诺家族由托米·比洛蒂作下一任首领会有好前景呢？

没有办法，也许巨头保罗在提升他的忠实的司机时，也签署了比洛蒂的死亡证书。若不然，托米也许会出于另一种原因被除掉，以防他像一头差别牛一样为他主人的被害报仇，但是既然他被任命做副首领，毫无疑问他必须被除掉，这就是做高级领导人的优势。

1985年12月16日，G·罗伯特·布莱基——康纳尔的教授，“反诈骗及腐败组织”法案的主要构思起草者——来到纽约大学参加一个关于如何有效运用纷繁复杂的法律为内容的讨论会。在欢迎布莱塞的鸡尾酒会上，联邦调查局的人，城市侦探和检察官们喝着塑料杯中的饮料，吸着雪茄，相互交流些故事。

然而，就在下午6点整之前，传呼机的叫声响彻整个房间，几十个传呼机一齐在响，皮带环上，上衣兜里，吱吱吱，卿卿卿，构成各种小曲调。警察群里涌起一股激动的气氛，一股混杂着恐惧的兴奋感。

人们向电话机跑去——房间里正好有两倍——消息迅速在人群人传播开来，好像一种新的病蓖传染一样。各种细节在传播过种中被歪曲了。有的说发生在第42大街上，有的说在斯帕克斯。有的说有四个持枪者，有的说有两个，有的说双方交了火，有的说双方没有交火。

尽管如此，事实的中心内容没有混淆，巨头保罗·卡斯特兰诺与他的司机也是或许剩下的最后一个朋友，刚刚被击毙，黑社会的手法，干得很利索。

乔·奥布赖恩发觉自己不得不瘫在招待会屋子角落的一把铝制折叠椅子上。他觉得胃里像有乳汁在流动，双膝犹如被电击一们软弱尤力。他花费了一生中整整5天年的时间要把保罗·卡斯诺兰特法办。奇怪的是，通过保罗，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公理不主要是惩罚，也不正直的姿态，而是把某些事弄个水落石出，一些问题得到解答，一些规则的价值得到确定后获得的单纯的满足感。现在他们永远不能把任何事情弄得水落石出了。开枪的人也明白这一点。当保罗和托米倒下去的时候，5年的了作成果也随之而去了。

安迪·库林斯坐在他搭档身边，他喷出一口烟，又喝了口啤酒。“他们的方法肯定更快些。”他说。

“我们的方法更好些。”奥布赖恩说，尽管他内心承认有时很难相信这一点。